马克思哲学的毕业论文(精选1篇)

马克思在博士论文中所高扬的哲学对宗教的批判和哲学的拯救行动是其整个理论大厦的原始点。以下是小编整理分享的关于马克思哲学的毕业论文的相关文章，欢迎阅读!

马克思哲学的毕业论文篇一

马克思博士论文中的哲学拯救与宗教批判

〔摘要〕 马克思在博士论文中所高扬的哲学对宗教的批判和哲学的拯救行动是其整个理论大厦的原始点。马克思的博士论文不仅通过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比较来阐发自我意识哲学，更是通过慷慨激昂地宣扬自我意识哲学与大众宗教的对立、细致入微地解读伊壁鸠鲁的原子论以及逻辑缜密地阐明哲学的现实化与世界化，彰显出了深刻鲜明的宗教批判精神与追求人类自由的崇高责任。深入解读马克思博士论文中的宗教批判思想，有助于厘清人的解放理想得以形成的起点。

〔关键词〕 马克思;博士论文;哲学;宗教批判

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开篇就宣告：“就德国来说，对宗教的批判基本上已经结束;而对宗教的批判是其他一切批判的前提”〔1〕，宗教批判在马克思的社会批判理论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在马克思的一系列经济和政治批判中，依然充满着对宗教问题的阐释与批判，诚如洛维特所言：“马克思走向政治世界批判的步骤并没有简单地把已经作出的宗教批判甩在身后，而是在向批判尘世世界的这种进步中同时也为批判‘天国’世界亦即宗教获得了一个新的立场。”〔2〕马克思在博士论文中所高扬的哲学对宗教的批判和哲学的拯救行动就是其社会批判理论甚至是整个理论大厦的原始点。

一、哲学征服宗教的“政治活动”

马克思的博士论文《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所研究的主题是关于两位古希腊先哲的自然哲学学说。然而，在19世纪50年代末致拉萨尔的信中，马克思明确表明，研究两位自然哲学家的学说，不是哲学兴趣，而是政治兴趣，“[较晚的]哲学家——伊壁鸠鲁(尤其是他)、斯多葛派和怀疑论者，[我]曾专门研究过，但与其说出于哲学的兴趣，不如说出于[政治的]兴趣。”〔3〕从马克思博士论文的内容上看，他出人意料地用了大量的篇幅着墨于德谟克利特和伊壁鸠鲁的生活和写作方式之不同;从博士论文的结构形式上看，在论文的序言、附注和附录中他都在慷慨激昂地批判宗教和阐扬哲学的卓越。就此而论，马克思的博士论文展开的不啻是一场以哲学征服宗教、救赎自由的“政治活动”。

伊壁鸠鲁说：“要得到真正的自由，你就必须为哲学服务。凡是倾心降志地献身于哲学的人，用不着久等，他立即就会获得解放，因为服务于哲学本身就是自由。”〔4〕但世间哲学类别众多，选择为哪种哲学服务才能获得自由呢?马克思的博士论文选择伊壁鸠鲁哲学作为主要研究对象，即是选择服务于伊壁鸠鲁哲学。这种选择的重要原因在于伊壁鸠鲁哲学是对实在的解释与对政治自由的肯定。美国学者维塞尔认为：“马克思对伊壁鸠鲁哲学感兴趣的部分原因是伊壁鸠鲁哲学提供了一条哲学救赎的道路……马克思对伊壁鸠鲁的兴趣意味着他对作为一种救赎方式的哲学本身感兴趣。”〔5〕此处，“救赎”一词实有“解放”的韵味。联系到伊壁鸠鲁是古代最伟大的宗教批判家与启蒙思想家 马克思在博士论文中认为“伊壁鸠鲁是最伟大的希腊启蒙思想家”。，他曾对宗教提出过完整的解释和批判，几近毁灭性地打击了古代宗教，我们可以认为，马克思借助伊壁鸠鲁“救赎方式的哲学”获得了一种超出宗教之外的批判视野，希冀通过哲学对宗教的批判以及哲学的意志拯救行动能够实现真正的解放的政治旨趣。 一般认为，古代的宗教批判是为消除恐惧，获得心灵的平静和快乐，而现代的宗教批判则是为了彻底消除宗教这一最大的欺骗形式，使人成为自然的主人和所有者。马克思在哲学拯救与宗教批判的对立意义上，充分彰显出哲学的救赎功能。

马克思宣告哲学与宗教的誓不两立，他承继伊壁鸠鲁反叛宗教、护卫自我意识的“绝对自由”的精神，高调地声明哲学“痛恨所有的神”，宁可像普罗米修斯一般做“哲学历书上最高尚的圣者和殉道者”〔6〕，也不愿屈辱地苟活于阴郁幽暗的宗教“洞穴”。在博士论文的开篇序言中，马克思即批判普卢塔克对伊壁鸠鲁神学的论战，明言普卢塔克把哲学带上宗教法庭的立场，“令人想起一个被指控犯了背叛自己臣民的叛国罪的国王”〔7〕，同时指出，“只要哲学还有一滴血在自己那颗要征服世界的、绝对自由的心脏里跳动，它就将永远用伊壁鸠鲁的话向它的反对者宣称：‘渎神的并不是那抛弃众人所崇拜的众神的人，而是把众人的意见强加于众神的人。’”〔8〕宗教无疑正是作为“众人的意见”强加于众神的力量，它致使“众人所崇拜的众神”并不是“众神”的本相。在伊壁鸠鲁看来，众神避开世界，居住在世界之外，对世界漠不关心，与众人毫无关系，“人们崇敬它们是由于它们的美丽，它们的威严和完美的本性，并非为了谋取利益”〔9〕这与“众人所崇拜的众神”毫无一致之处。何况，马克思认为，对于哲人来说，“人的自我意识是最高神性的一切天上的和地上的神。不应该有任何神同人的自我意识相并列。”〔10〕“神学化的理智”和宗教比哲学更重要的描述是极端错误的。

作为“征服世界的、绝对自由”的自我意识哲学，必然要质疑和批判作为各式各样的偏见与错误意识的种种宗教和神圣，“哲学”和“宗教”根本上是存在冲突的。为解决这个冲突，在苏格拉底事件之后，哲人的态度呈现出两种路向：其一，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主张对民众采取一种“高贵的谎言”的政治哲学，审慎地对待人们的宗教信仰，改善而非颠覆受宗教主导的人类社会，防止哲学对社会的“疯狂”侵袭;其二，伊壁鸠鲁摒弃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遮遮掩掩、暧昧不明的态度，坚决地采取了站在宗教对立面的立场，以巨人般的勇气复兴前苏格拉底自然哲人用哲学对抗宗教的明确立场。〔11〕伊壁鸠鲁这一大无畏的精神为后来的启蒙哲人所接受，而在近代启蒙背景中成长的马克思，几乎具备启蒙哲人的所有抱负和激情，毫不犹豫地扛起了以哲学征服宗教的大旗。正如伊壁鸠鲁的所有自然哲学均服务于其反宗教的动机一样，马克思对希腊原子论的研究也服务于其反对宗教的政治旨趣。

作为哲人的马克思，其哲学研究的目的就是要把人们从偏见、迷信和宗教中引导、“救赎”到“哲学”的“真理或光明世界”，走出柏拉图的“洞穴”，由此反抗宗教在神的名义下把人“救赎”到晦暗不明的黑暗中去的荒谬举动。因为依照启蒙哲人的预言，凡是在人们开始按照哲学的理性进行思考的地方，宗教和迷信就不再有活动的余地;而哲学的理性思考也只有在超出恐惧和无知的地方才能开始。当然，这个过程是艰辛的，面对的压力也是严峻的。所以马克思说：“哲学研究的首要基础是勇敢的自由的精神”〔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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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哲学的毕业论文篇二

马克思货币哲学的人学思考

[摘 要] 马克思从劳动价值论的角度揭示货币本质是一种人格化的社会关系,同时指出交换从表面上看是物物交换,但实际上却是劳动与劳动交换,这体现了人对他者的尊重和认同,这也是货币作为一种“集体意向性”的根源;但这种始源性的关系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被颠倒了。在需求方面,货币使人的客观需求主观化,有限需求无限化。再者,货币的出现实现了人类发展形态的变迁:即由人的依赖转变为对物的依赖,由人的形态转变为物役性的存在形态。

[关键词] 马克思 货币 集体意向性 物役性

一、货币的人格化本质

货币是交换经济发展的历史产物。人类早期由于生产力低下并不存在交换,但当生产力发展到有剩余产品时,交换就产生了。起初交换只是物物交换,此时人们“进行交换……的中介运动,不是社会的、人的运动,不是人的关系,它是私有财产对私有财产的抽象关系,而这种抽象的关系就是价值。”[1](P166)它是物的普遍性的纯粹抽象。随着商品交换的发展,人们需要一种作为交换尺度的等价物,即在实际交换中必须有一种媒介和手段来实现这种抽象,最终货币成了这个承担者。所以价值必然发展到货币,它是抽象价值合乎逻辑的产物。

但是,货币作为一种抽象价值的品格,是出于人为的力量。货币作为价值的承担者,它“越是抽象,它越是同其他商品没有自然关系,它是更多地作为人的产品……出现,它的存在要素越不是天然生长而是人制造的”[1](P167),这种人为的力量就是人们的社会劳动。它由于能够调节交换价值,这使它不仅成为交换价值的内在尺度,而且成为交换价值的实体本身,并且还能直接充当交换价值的货币,即提供交换价值本身得以实现的因素。马克思认为:“正是劳动(交换价值中所包含的劳动时间)的一般性即社会性的对象化,使劳动产品成为交换价值,赋予商品以货币的属性。”[2](P118)可见,作为交换价值的货币是一般对象的劳动时间,是劳动的一般性即抽象的社会劳动的物化。当一个人生产出为他人需要的产品和服务时,他将获得货币,而当他需要他人的产品与服务时,他将付出货币,由此实现市场分工条件下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依存。货币的价值实体是人的社会性生命,而它的力量是人们社会性生命之间相互依存的力量。[3]这反映出货币是一种关系,它“不是对一种商品的关系,而是对一切商品的关系,对一切可能的产品的关系。因此,它反映一种普遍的关系,这种产品把自己看作一定量的一般劳动,即社会劳动时间的实现”。[2](P156―157)

马克思劳动价值论这一学说,深刻地揭示了货币的本质以及货币内在本质力量的人学源泉:货币是人类劳动的结晶,是人对象化的产物,它负载着人与人之间经济联系的职能,引导着人们相互之间的经济行为。因此从本质上来讲,货币是一种凝结了人类无差别劳动、负载着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的社会力量,是“社会的(普遍的)化合力”,是人格化的社会关系。

二、货币与人的认同

货币是一种抽象的价值,这背后也蕴含着一个伦理性前提,即这种价值符号是被广泛认同的,不会被人拒绝。亚当斯密在探讨货币起源时曾说:“为了这种不便,随时身边带有一定数量的某种物品。这种物品,在他想来,拿去和任何人的生产物交换,都不会被拒绝。”[4](P21)美国经济学家塞尔从伦理学上说明货币不会被拒绝的原因:我从钱包里拿出一张纸币反过来看,正面看,发现它不过是一张由某种纤维丝制成的纸,面上印着某种颜色和符号。那么是什么使这片纸币成为货币?塞尔的回答是:只有当且仅当人们都把这片纸认为是货币时,它才是货币。因此,货币归根结底只不过是人们的一种伦理态度,即他们所说的“集体意向性”。[5]

塞尔没有沿着这一思路继续探索下去,而只停留在这一伦理学水平上。马克思从发生学意义上深刻地揭示了这种“集体意向性”产生的人学根源。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指出:人们之所以总是信赖货币,那是由于它具有社会的(象征的)属性,而货币之所以拥有社会的属性,是因为它凝聚了人类的劳动,它是一般劳动时间的对象化。[2](P110)这样,双方当事人为了满足各自需要进行交换,从表面上看,是物与物的交换,是人对物的一种信赖。但从实质上来看,它却是以劳动为基础的人与人之间的交换,体现了人对他者劳动的认同,是人对他人的尊重和认同。因此,货币不是人与人认同的原因,而是其外化的结果,即不是因为有了货币才有人对人的认同和信任。而恰恰相反,正是由于有了人对人的这种认同和信任,才有可能产生对货币的这种“集体意向性”即信用。

但是,这种始源性关系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被完全颠倒了。马克思认为:“这种扬弃异化、人向自己,因而也向别人复归,仅仅是一个假象;何况这是卑劣的和极端的自我异化,非人化,因为它的要素不再是商品、金属、纸币,而是道德的存在、社会的存在、人自己的内在生命,更可恶的是,在人对人的信任的假象下面隐藏着极端的不信任和完全异化。”此时资产阶级所谓的信任、认同不是人对人的信任认同,而是对货币的认同。

此时,在马克思眼里,资本主义社会中的认同是人自我异化的极端表现:第一,信贷这种人格的信任和认同只是提供给已经富裕的资本家,工人作为这种人格的对立面被否定;第二,工人不仅不会得到经济上的信用和积累的实际机会,而且还在“道德判决他不配得到信任,不配得到承认”;第三,由于货币在信用业中仅仅是观念的存在,所以异化就开始发生在非实在的人格中,“不得不把自己变成赝币,以狡诈、谎言等手段来骗取信用”;第四,信用业在银行业中的完成,也是货币的完成,它不过说明了资产阶级信用的本质不过是有钱人的游戏,资本家的玩物而已。[1](P168―170)

三、货币与人的需要

“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前提,这个前提就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为了能够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行以及其他东西。”[6](P78―79)这种需要具有客观性,但由于人是一个有限的存在物,这决定人的这种客观需要是有限的。这里“有限”有两种含义:一是人自身的尺度,即他的需要的量与质一定要与自身的量与质相一致;二是自然的尺度,作为自然它限制了人的活动范围、方式和程度。在物物交换的情况下,人的需要通过对方的物直接进行满足,不需要任何中介,但随着交换经济的发展,货币充当了交换的媒介,“货币是需要对象之间、人的生活和生活资料之间的牵线人”,成为人需要的中介。

货币的中介性仅表明它是人实现自己需要的一种手段,并不意味着它决定着人的需求。一个人即使没有货币,他还是会有需求的,“只不过这种需求是纯粹观念的东西……这表明只有那些以货币为基础的需求才是真正的有效的需求”。这就是说货币具有一种神奇的创造力,“货币是一种外在的并非从作为人的人和作为社会的人类社会产生的、能够把观念变成现实而把现实变成纯观念的普遍手段和能力”。[1](P144―145)正是由于这种能力,使货币成了人现实需要的一种人格化体现,消解了人的那种以使用价值为目的的真正需要。它的这种能力挖空了事物的核心、特性和品质,它把所有事物质全部消融于货币的量上,使“量成为货币惟一强有力的属性”,于是,“无限制和无节制成了货币的真正尺度”[1](P120),事物的一切特性都被否定消灭为一种抽象的量。此时,人不会再从物的质出发来考察自己的需求,而是从货币出发,把对物的积累变成了货币的积累,“纯粹货币占有是实物占有的一种特殊的浓缩、抽象和预示”。[7](P252)这一观念把需要的有限性激发到前所未有的程度。但由于货币只是一种抽象的价值符号,因而它所代表的需要在未付诸行动之前是一种“主观需要”,具有一种无限性,于是需要被以观念的符号――量的形式积累起来,并给人的需要以无限遐想的空间,使原本有限的、客观的、合理的需要朝着无边无际的方向发展,变成了一种无限的、主观的需要。

四、货币与人的存在形态

在前资本主义社会中,因生产力水平低下,个人还不具有独立性,只存在血缘或宗法式的共同体中,此时经济的目的是生产使用价值,人的存在形态自然也表现为人对人的依赖。随着生产力与交换经济的发展,货币从一般商品中分离出来,成了固定充当商品交换的媒介,成为一种与人独立的物化的社会力量。这意味着人要想顺利实现自己物品的价值,就必须把它转换成交换价值,转换成货币形式,这样以货币为代表的交换价值就成了人进入社会的唯一凭证。随着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货币的这种手段特性越来越成为一种对生产者来说是外在的、不依赖于生产者的权力,越来越成为生产的目的。结果,颠倒和物化就不可避免的发生了。由此也实现人类发展形态的第一次变迁:由人的依赖转变为对物的依赖的物役性存在,由人的生存状态转变为物化的生存状态。

首先,交换价值开始成为人与人关系的支配性的东西,人与人的关系被物化和颠倒。马克思说:“活动的社会性质,正如产品的社会形式和个人对生产的参与,在这里表现为对于个人是异己的东西,物的东西;不是表现为个人的相互关系,而是表现为他们从属于这样一些关系……在交换价值上,人的社会关系转化为物的社会关系,人的能力转化为物的能力。”[2](P107)结果,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被消解在交换价值中,消解在物中:在交换价值中,“人和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可以说是颠倒地表现出来,就是说,表现为物与物的社会关系。……因此,如果交换价值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这种说法正确的话,那么必须补充说:它是隐蔽在物的外壳之下的。”[8](P624)这种用物的关系的假象来掩盖人与人之间的真正的社会本质关系的做法,是全部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本质所在。

其次,它是对人本质的颠倒与物化。马克思认为:“货币的本质,实际上首先不是在于财产通过它转让,而在于人的产品赖以互相补充的中介活动或中介运动,人的、社会的行动异化了并成为人之外的物质东西的属性”,在这里,“人使这种中介活动本身外化,他在这里只能作为丧失了自身的人、非人化的人而活动、在人之上本质所进行的活动。由于这种异已的中介――人本身不再是人的中介,――人把自己的愿望、活动以及同他人的关系看作是一种不依赖于他和他人的力量”[1](P165)即货币的力量。结果,作为人所创造的客体却成了奴役人的主体,货币成了个人的人格和本质力量的化身。这就意味着人只有通过货币的形式,才能取得社会的权利,实现自己的价值,确证自己的本质力量,致使货币的存在和价值高于人的存在和价值。人在追求其价值时,不是肯定确认自己的本质力量,而是在否定自己的价值,是自我本质的一种丧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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