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哲学论文(精选1篇)

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作为杰出的对外宣传活动家，虽然未系统地概括总结过对外宣传理论，仅见零散的论述，但是在其所推进的共产主义对外宣传实践中贯彻着他们的对外宣传思想，很值得我们进行梳理并加以学习借鉴。以下是小编分享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哲学论文，欢迎阅读!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哲学论文篇一

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作为杰出的对外宣传活动家，虽然未系统地概括总结过对外宣传理论，仅见零散的论述，但是在其所推进的共产主义对外宣传实践中贯彻着他们的对外宣传思想，很值得我们进行梳理并加以学习借鉴。

一、马克思恩格斯对外宣传思想

(一)世界交往下对外宣传的必然性

随着历史的发展，各国与各国人民之间的交往呈现不断地加强的趋势，当今世界已进入全球化时代。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一是世界精神交往手段日益现代化。马克思恩格斯指出，生产力的高度发展，使得精神交往的现代手段“机车、铁路、电报、走锭精纺等等”成为“人类的手创造出来的人类头脑的器官;是物化的知识力量”[1]。二是世界精神交往间隙日渐缩短。他们预测到了信息时代，“顷刻之间就可以把自己的发明传遍全世界的报刊和电讯，在一天当中所制造的神话，比以前一个世纪之内所能制造的还要多”[2]。届时人类精神交往的间隙更加短暂，世界交往将逐步取代昔日的民族交往，在频繁的世界精神交往下将谱写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历史”。在这种情况下，任何民族甚至每个人都必须卷入现代世界交往中才能生存。在争取交往发言权的主动意识之下，对外宣传无可避免地成为世界精神交往的一种形态而必然存在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二)对外宣传必须考虑物质基础

历史唯物主义强调物质的决定性作用，存在的物质客观条件往往是不可忽略的问题。马克思恩格斯从历史唯物主义出发，认为对外宣传必须考虑当时社会物质条件，只有在与其相适应的物质条件下它才最有可能取得成功的效果。这包含着两个层面的观念：一方面对外宣传的内容的选择问题，即要确保内容必须符合社会发展的总体进程，否则仅仅依靠强制手段根本无法实现与当前社会物质条件不相符的对外宣传。对此，恩格斯曾说过：“我们不知道有任何一种权力能够强制那处于健康而清醒状态中的每一个人接受某种思想”[3]。另一方面，对外宣传时机的选择问题。即推进对外宣传时要懂得分析其所处实际社会环境条件，选择相应恰当的时机，促使对外宣传根据其所处的社会物质条件和社会发展进程的趋势来向前进行。在此理论指导下，马克思恩格斯分析当时社会情况得出结论，即共产主义的宣传的最佳社会条件就是社会危机，一旦有社会危机的发生就是宣传的良机。马克思曾直接指出“在美国我们的宣传由于危机而大有进展。危机对我们来说起了动员作用”[4]。

(三)对外宣传必须建立“理论支柱”

思想是行动的先导，任何行动均是在一定的思想理论的指导下而进行的。马克思恩格斯从当时共产主义对外宣传实践中总结出来要注重对外宣传的科学理论，即做好理论准备，强调科学性。这集中体现在：首先强调理论指导的重要性，即只有在理论的指导下才能使得对外宣传 工作有正确的 发展方向，否则将事倍功半甚至适得其反。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对外宣传开始之初，就说到：“目前首先需要我们做的，就是写出几本较 大的著作，以便给许许多多非常愿意干但自己又干不好的一知半解的人以一个必要的支点”[5]。为此，马克思恩格斯花费了大量的精力撰写共产主义科学理论著述，为宣传者们提供了有效的理论指导。恩格斯曾对马克思说起英国工人运动的 职业宣传家厄·琼斯时，指出：“我们也可以大胆地说，如果没有我们的学说，他绝不可能走上正确的道路”[6]。其次，强调指导理论的科学性，即用来指导对外宣传工作的理论必须是经过论证的具有科学性，必须经得起 实践的检验，否则将可能走弯路而浪费时间和精力。1874年俄国青年特卡乔夫狂热地宣布立即发动革命，恩格斯告诫他说：“当你想从事这种宣传时，当你想为自己招募志同道合的人时，仅仅 发表宣言是不够的;必须加以论证，因而，必须从理论上来考虑问题，也就是说归根到底必须科学地来对待问题”。[7]

(四)对外宣传有其自身的规律

马克思恩格斯可谓是最早探索对外宣传规律的宣传家，他们分别探讨了对外宣传主体、客体对象、媒介、方式方法等对外宣传具体层面的问题。

对外宣传主体是对外宣传工作向前推动的重要内因，内因是决定性因素。马克思恩格斯就认为对外宣传主体可以说是对外宣传效益好坏的主观决定性因素，并对其素质提出了智慧、思维、风格和知识等方面的具体要求。1847年恩格斯明确指出“党的政论家需要更多的智慧，思想要更加明确，风格要更好一些，知识也要更丰富些”[8]。

对外宣传对象即受众，其思想变化是宣传效果生成的决定因素。马克思恩格斯重点探讨了对象的差异性、了解和迎合对象以及不了解对象下如何宣传等问题正所谓“横看成岭侧成峰”，不同的宣传对象往往对同一事物会有不同的看法，不同国家和不同身份的宣传对象在认知、情感和意志等方面均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因而了解对象则是宣传进行之前必须要完成的事情之一。马克思就曾因为不了解对象而犯愁：“你知道，在不了解读者等等情况下，给在大洋彼岸出版的报纸撰稿，是多么困难”[6]。马克思恩格斯还强调在了解对象地情况下要有原则地迎合对象需求来进行宣传，选择对象能够的接受的方式来进行宣传。正如马克思为维也纳《新闻报》撰稿时所说：“不是应当为维也纳读者写什么，而是怎样写”[9]，即写什么这一原则是确定的，问题只是要怎样写得更适合对象。譬如根据美国读者个性特征突出和 文化基础不深的特点，恩格斯对马克思说：“你的风格需要他们思考。无论如何你必须给自己定一条规矩：尽量写得坏些和零乱些，否则你就会失去这些读者的好感”[10]。此外，他们认为一旦出现不了解对象而又必须进行宣传的时候，最好不要谈观点而用描述事实来说话。

对外宣传媒介是一个在那个媒介相对贫乏的年代里容易被忽视的问题。马克思恩格斯清楚地认识到对外宣传媒介的多样性和重要性，并指出如何选择适当媒介。首先意识到媒介的多样性，指出一切能够传达信息的均可作为媒介。在那个年代里报纸、杂志可以说是对外宣传的主要媒介。其次指出了运用媒介的重要性，一旦巧妙地发挥媒介的功能则能事半功倍。马克思认为宏观总体上来说要充分运用一切可利用的媒介，其运用的标准是“除了乏味的体裁之外，其余一切体裁都是好的”;在具体对外宣传上则要根据不同的对象和实际情况来选择相适应的媒介。

对外宣传方式方法一直为马克思恩格斯所关注，他们主要揭示了其重要作用和如何选择正确的方式方法。首先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在宣传内容正确的情况下，宣传方式方法恰当与否成为宣传效益好坏的重要因素。其次，从 心理学的角度比较详细地探讨了如何选择对外宣传方式方法。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应当遵循人类精神交往的心理规律，反对那种易引发对象心理反感的简单化、抽象化的宣传方式，主张采取能够吸引对象注意的宣传方式，或具有独特风格或能使人感受宣传内容的清新、明快和真诚。他们还提出针对某个内容集中宣传会比分散宣传更能引起注意，此即现在人们所运用的议题设置的理论来源。 二、列宁对外宣传思想

列宁在学习和继承马克思恩格斯的对外宣传理论的基础上，结合俄罗斯的实际情况和其时代特征进一步形成了其自身的对外宣传思想。他面临的具体问题较之马克思恩格斯更多，因而较少从世界角度探讨世界精神交往以及传播规律，而更多地关注俄国自身的问题。

(一) 结合俄国特 殊斗争条件，从理论上创造性地提出以报刊为主的对外宣传媒介还应发挥 组织功能

列宁在肯定马克思恩格斯所主张的宣传发挥喉舌作用的基础之上，分析俄国 政治奴役的斗争 环境现状，揭示了宣传媒介的组织作用。在《火星报》第4号的社论《从何着手?》中，列宁明确指出，“报纸不仅是集体的宣传员和集体的鼓动员，而且是集体的组织者。就后一点来说，报纸可以比做脚手架，它搭在正在建造的 建筑物周围，显示出建筑物的轮廓，便于各个建筑工人之间的进行联络，帮助他们分配 工作和观察有组织的劳动所获得的总成绩”[11]。这一创新思想亦获得当今东西方传播学者一致公认，可谓是宣传理论的又一大贡献。

(二) 面对俄国传播技术落后的现实，不仅鼓励 发展广播对外宣传，而且强调善用外国媒体力量来进行对外宣传

一方面，列宁注重发展俄国自身的对外宣传宣传能力，以大力发展广播宣传为主。他认识到广播的重要性，认为广播是“不要纸张、不要电线、不受距离限制的报纸”，可以令没有 文化的人通过收听而取得宣传效果，对于宣传鼓动具有重要作用。另一方面，列宁强调巧妙利用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的发达传播技术与传播专业人士，来宣传俄国的成功和 社会主义思想，影响世界舆论。他充分认清了俄国与以美国为首的传播业发达国家之间在传播技术上的落差，注意到美国等国拥有一支具有一定正义感的新闻记者队伍。为了充分利用西方的传播能力，列宁积极地接待来访记者，向外国人介绍苏联各项政策、打破西方反苏宣传垄断。据 统计，自1917年10月至1922年11月，列宁共会见外国记者30次， 发表谈话21次，收到接见的有8名美国记者，6名英国记者，瑞典、日本记者各2名，其他5个国家的记者各1名，其中有几位不只一次被接见[12]。

(三)注重对外宣传的实事求是和针对性

作为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俄国在舆论上受到帝国主义集团的包围，如何加强对外宣传的有效性，即有效地将俄国的政策和真实情况对外宣传出去，成为列宁十分关注的问题之一。一方面，列宁强调对外宣传的真实性，即用事实说话。并且，为了让俄国的情况不被帝国主义国家扭曲，他主张把布尔什维克党和苏维埃政府的重要文件及时翻译成外文，这样才能真正地让外国读者准确地了解俄国。另一面，列宁特别强调俄国对外宣传必须针对宣传对象的实际情况，任何对外宣传材料都要适应外国人的习惯和特点，避免“俄罗斯化”。对于这种“俄罗斯化”，1922年11月列宁在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 讲话时进行了十分详细地论述：“在1921年第三次代表大会上，我们通过了一个关于各国共产党的组织结构及其工作方法和内容的决议。决议写得很好，但它几乎全是俄国味……我相信几乎没有一个外国人能把它读完。……第一，这个决议太长，有50多页，这种东西外国人通常读不完的。第二，即使读完，也没有一个外国人能够读懂，因为俄国味太重。这倒不是因为它是用俄文写的——它已被出色地译成各种文字——而是因为它浸透了俄国气味。第三，即使作为例外，有个把外国人能读懂，他也无法执行”[13]。因此，列宁十分注意收集外国资料，掌握国际舆论走向，了解外国民众的实际需求和 心理倾向，从而能够有针对性地进行对外宣传。

三、马恩列对外宣传思想

对我对外宣传的启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对外宣传思想是我对外宣传的重要指导理论，其思想的理论性与可操作性对于我们对外宣传工作有着极大的启发，具体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阐述：

(一)要正视对外宣传的客观必然性，把握舆论主动权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在世界交往下对外宣传必然存在，无法避免，而且呈现不断发展的趋势。当今世界全球化的趋势下，世界各国交往密切，没有任何一国能够脱离世界而独自生存的事实再次印证了马克思恩格斯所言。因此，我们必须从思想上正视对外宣传的客观必然性，充分认识到开展这一工作的不可避免性，进而高度地重视之，自觉地有意识地推进对外宣传工作。马克思恩格斯还认为，借助媒体可以使一隅之地的舆论扩展为天下皆知的舆论，可以使这些舆论变成“普遍的、隐蔽的和强制的力量”，同时要主动占领舆论阵地。当今面临着“西强我弱”的舆论总体局面下，我们继承和发扬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主动占领舆论阵地的思想就更显重要。要积极开展对外宣传 工作，在国际舆论中把握主动权，令世界上能够有我们的声音存在。

(二)要重视对外宣传物质条件，注重对外宣传理论研究

马克思恩格斯一再强调要注重对外宣传的物质基础和构建外宣的“理论支柱”。这提醒我们注意目前对外宣传所处的实际 环境，深入分析现有 社会条件，预测社会 发展进程方向，进而能够有针对性选择恰当的时机适合的主题来开展对外宣传工作。因为社会物质条件是客观存在的，并且不会在瞬间改变，而是长时期累积而形成的，我们必须客观认识它，开展工作时将其纳入考虑范围，从而使其成为动力而非障碍。与此同时，我们还应该加强对外宣传理论研究，从而使对外宣传工作有方向性指导，才不会走弯路。我们不仅要进一步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对外宣传理论体系，而且要研究对外宣传本身的规律。

(三)强化对外宣传要素建设，提升整体对外宣传能力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认为对外宣传的每个要素都十分重要。我们首先要培养一支高效有力的宣传队伍，加强宣传主体的整体素养。这就要求我们健全宣传队伍培养机制，包括送学、考核、 实践等各方面的制度有待进一步加强，同时创造宣传队伍力求向上的良好氛围。其次要主动研究宣传对象的情况，这包括对象的 心理状态、价值取向、媒体爱好等等。只有掌握了宣传对象的基本情况，才能对症下药有针对性地进行对外宣传。再次要优化宣传内容，最重要的就是要确保内容的真实可靠性;注重宣传内容的针对性，根据社会物质条件的不同和宣传对象的不同，应该选取不同的内容。最后要注意对外宣传的方式方法和媒介的运用，尽可能地争取外国有好媒体的支持，借其口帮我们说话。在宣传方式方法上，既要多样化，也要本土化，要选择宣传对象更易接受的方式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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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哲学论文篇二

古希腊思想家们在探求宇宙存在发展之谜的过程中表达了他们对人类历史发展动力的看法，他们将自然与社会融为一体，以自然观点解释社会的生成变化。中世纪时期，宗教神学思想逐渐统治了人们的精神王国，饱受苦难的人们开始相信人世间的一切都是神的杰作，世事的沧桑变化、人间的冷暖沉浮都是全能的上帝的意旨。到了近代，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和哲学家们对社会历史发展做了更为深入的、系统的研究，贡献较为突出的有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者、19世纪空想社会主义者以及德国古典哲学家。

1 古希腊时期的历史发展动力思想

古希腊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使其便于汲取东西方各种文明的精华，希腊神话、巴比伦算术、埃及的宗教观念等等成为古希腊哲学丰厚的思想源泉。希腊人的哲学思考始于对宇宙的好奇，宇宙为什么存在?宇宙存在的合理性是什么?宇宙存在是否遵循一定规律?这种规律是如何确定的?

在希腊人的概念中，自然和人是不分离的，自然是“大宇宙”，人是“小宇宙”，人是自然的一部分，对人类社会发展变化的理解融贯在对宇宙之谜、自然之谜的探求过程中。在思考人类历史发展动力问题上，古希腊思想家们采取的是向外探索的方式，向外在的自然界求索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力，用自然变化的原因来解释历史发展变化，将历史现象归因于某种自然现象或是某种自然必然性，认为整个世界由自然元素或某种物质发展而来，受自然物质的性质和运动的推动。这个时期，人们尚未认识到自然运动和人类历史发展的质的差别，单纯以自然原因来解释人类历史的发展。

古希腊时期，哲学家们眼中的万物始基就是事物运动的动力之义，因而对人类历史发展动力的探究也就是追寻万物始基的过程。无论是泰勒斯的水本原说，还是阿纳克西曼德的“无定”说，亦或是阿那克西美尼的气本原说，都将世界的始基界定为物质性的东西，而且指出了世界是生生不息、运动变化的。循着这一唯物主义的开端，赫拉克利特进一步追寻事物运动变化的原因，提出世界运动变化有其必然性，根本原因是“逻各斯”—— 一团永恒的、不会熄灭的活火，火是宇宙变化之道。

由于当时生产力水平较低，人们对复杂多变的自然现象无法解释，对强大的自然力量无力控制，产生了对自然力量的惶恐。对自然的无知导致人们开始将人类的意识、欲望比附于自然界的对象之上，将自然界拟人化，将自然看成是人间事物的主宰，是掌控人类历史发展的神秘力量，古希腊时期许多神话故事中都存在着原始的自然崇拜思想，这种思想也反映到古希腊哲学中。

古希腊神话中，神是天地万物和人间世事的主宰，而神是从自然中产生的。传说，大地女神该亚产生于宇宙混沌之中，该亚生了天空神乌刺诺斯，大地女神与天空神结合生了十二位提坦巨神，而后又出现了众多的日神、月神、黎明神等，众神各司一职，掌管天地万物的生长变化。在这些神话中，神还不是超自然意义上的概念，而是作为自然力量本身的显现，是自然的代名词。把自然物神化为主宰人的力量，反映了人类对自然的依赖，同时也体现了征服自然的愿望。

西方哲学史上最早将“神是万物运动的推动力”这样一种观点以哲学形式表达出来的是亚里士多德。在对自然、世界的考察逐步深入的过程中，亚里士多德深化了前人的思想，把前人对世界本原的研究深入到对世界运动变化之源的探讨，认为整个自然、整个世界是不断运动变化的，是“潜在的现实化”过程，而产生运动的原因是“四因”：质料因、形式因、动力因和目的因。“质料”是事物构成的原材料、载体，是事物存在的基础，犹如构成铜像中的青铜，质料因解释了事物何以在运动中保持存在。“形式”是

事物所以为此事物的本质，解释的是事物运动方式的特定性。“动力”是促使事物开始运动变化的根源，是事物运动变化的推动者、制造者。“目的”是事物运动的方向和目标，解释了事物运动、变化的目标性问题。在亚里士多德看来，任何变化都是事物的潜能向现实转变的过程，是趋向于现实化的过程，宇宙中任何一个事物都具有一种最好地实现自己的潜能的趋向。亚里士多德认为，世间万物之所以不断运动变化发展，是因为存在一个推动力，即“动力”，无限追问事物运动的终极动因后，最终找到的答案是宇宙存在一个“第一推动力”，即“神”。在这里，亚里士多德所谓的神不是我们现在理解的具有人格化特征的神，而只是“第一推动者”，是万物运动的根源。可以说，亚里士多德是从有生命的自然界出发去研究哲学问题的，他所谓的“神”仍然是自然神，而非人格神。

古希腊哲人将直观的观察与不羁的遐想相结合，以自然观点解释社会发展，具有朴素性、直观性，在他们的论证中也充满了运动、变化、发展的辩证精神，成为那一时代思想的华美乐章。

2 中世纪的历史发展动力思想

早在古希腊末期，神学动力思想就已经开始萌芽(这里指的“神”已不再是早期哲人们所指的“自然”，而是具有宗教意义的人格神)。生产力的提高使人们征服自然的力量增强，但随之而来的是生产资料私有制所带来的残酷的阶级剥削和压迫。人们对自然不再充满恐惧，但是在社会中却无法摆脱被剥削、压迫的困境，挣扎于苦难中的人们追寻受苦受难的原因，逐渐把目光从自然力量转移到了超自然的力量——神的控制，认为存在着一种超自然的力量在冥冥之中掌控着世间一切，小到一个人生老病死、吉凶祸福，大至人类历史的发展变化都是由神的意志决定的，这个无所不能的神就是上帝。战争、饥荒、瘟疫，都不过是上帝略施小计的结果，上帝无所不知、无所不能，世间一切都是按照上帝的意志存在的，宇宙的秩序、社会的变化无一不是上帝的安排。

奥古斯丁指出世界是上帝创造的，天地万物的变化都是上帝的意志决定的。上帝创造的世界由无中产生，没有借助任何外在于他本身的工具、手段，没有使用任何材料(包括时间、空间)，仅用他的全能全善便创造了天地间的一切美好。上帝本身是全善的，但是其创造物却由于存在某些缺陷而有了恶的性质，人的“恶”在于滥用自由意志，违反了上帝的至善准则，因而遭到惩罚。他认为，自上帝创世以来，人类社会就分化为上帝之国和人间之国，上帝之国的人们热爱上帝、服从上帝，追求精神生活，向往善;人间之国的人们追求世俗生活，向往恶。这样，奥古斯丁就用人与上帝的关系取代了人与人的、人与社会的关系，在他看来，人类历史的发展受天命指引，是全能的神的意志，是神的救世计划的过程，其终极的目标是上升的、前进的过程，是上帝决定着人类历史的发展。

神学大师托马斯·阿奎那接受了亚里士多德的潜能与现实的学说、“第一推动力”的学说并对之进行了发挥，推导出上帝是存在的，上帝是世界运动变化的最终动因。他认为，运动是个不争的事实，事物都具有由潜在向现实转化的特性，一个事物之所以运动，在于另一个事物的推动;而这一推动者本身的运动又是受另一推动者的推动，这样无限上溯，必然追溯到一个终极的推动者，它的存在不依赖任何事物的存在，不受任何他物的推动，这就是上帝，是世界万物运动的最终动因。

在中世纪的西方思想界，神成了历史的主宰，人类历史被解释成上帝救赎人类的历程，人们看不到自身的价值、尊严，甘愿沦为上帝的忠实仆人，本来鲜活的社会关系被曲解成高高在上、无所不能的上帝对人的拣选、磨练和救赎的过程，上帝成了历史发展的最高决定者。按马克思的说法，“中世纪是人类史上的动物时期”，①人本身的价值、尊严、力量完全被湮灭于神学的幻影中，理性的光芒亦被神学的光环所遮蔽，但是神学的信仰终究没有湮灭理性的光辉，在神学思想家们极力论证神的存在和全善全能的过程中，理性的溪流日渐发展，最终人的理性复苏，以其不可阻挡的气势取代了神学的地位，人类逐渐摆脱宗教的桎梏，重新审视自身的价值、力量，将颠倒了的神人关系倒转过来，人重新站立起来，走出了中世纪

神学统治的暗黑夜幕。

3 近代西方的历史发展动力思想

正如恩格斯所说，18世纪是“以法国为主角的世纪”。②启蒙运动高唱自由、平等、博爱，高扬科学、理性的旗帜，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时代思想风暴。思想的解放使得人们推崇理性、科学和进步，敢于挑战一切权威，用理性思维对社会中原有的思想进行了一场无情的批判。法国唯物主义者爱尔维修、霍尔巴赫等人公开反对宗教，反对封建专制制度，打破了中世纪神学统治的神圣外衣，对社会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因进行了唯物主义的探索。

爱尔维修和霍尔巴赫认为“人是环境的产物”，社会环境决定一切。他们从感觉主义出发，认为人的心理活动是感觉的变形，而人的感觉、品格、思想都来自周围的环境，社会的政治法律制度、教育思想、宗教道德意识等社会环境都影响人的性格。爱尔维修认为人和周围的环境发生着相互作用，环境的差异造就了人的性格差异，人的全部性格包括人的缺点都是由他所处的社会环境所决定的，人的美德培养必须依赖环境的改善。既然人是由社会环境所决定的，那么社会环境应该如何改善呢?他们认为环境的改善要依靠教育的发展，教育让人的理性得到更好的发展，而好的理性才能制定出好的法律和好的政治制度。他们认为，社会环境中最重要的是政治制度，政治制度中最重要的是法律，法律具有强有力的教育作用，因而要改变环境，必须通过教育来克服人的愚昧、偏见、无知等错误意见，因为这些错误意见往往是社会腐败堕落的原因。这样论证的结果不可避免地陷入循环论的怪圈：一方面，环境决定人，决定人的思想、意见;另一方面，环境的好坏取决于“意见”的好坏。为了摆脱这种无望的循环，找到推动历史发展的最终动力，他们最终只能寄希望于天才人物的出现，他们认为，只有天才人物才能运用自己的理性制定好的法律，好的社会制度，促进人类社会的健康发展。在对社会历史发展动力追寻过程中，法国唯物主义者由“环境决定人”走向“意见支配世界”，进而得出“英雄创造历史”的结论，最终还是没有走出历史唯心主义。

19世纪空想社会主义者在法国唯物主义者思想基础上继续发展，圣西门对西欧历史进行了深入研究，发现财产关系和阶级斗争对社会历史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圣西门在历史研究中发现，所有制是社会大厦的基石，所有制决定社会制度。在他的语义中，所有制就是财产关系。在对西欧历史的研究中，圣西门发现15世纪之前，欧洲的贵族占有土地这种最主要的生产资料，在经济上占据支配地位，在政治上占据统治地位;后来在工业发展过程中资产阶级掌握了经济上的支配地位，他们通过各种斗争从贵族手中夺取政权。由此他认为，财产关系决定社会政治制度，决定社会的发展变化。同时，圣西门也看到由于财产关系的不同所形成的不同阶级之间存在经济利益的争夺，这种经济利益要求的差异必然引起阶级斗争，而阶级斗争的历史正是15世纪以来西欧历史发展的全部过程，从15世纪厂主反对封建贵族的斗争到法国大革命，无不体现出对立阶级之间为取得各自经济利益而展开的斗争。圣西门难得可贵地看到了财产关系和阶级斗争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但在他的思想中，物质生产并非社会发展的基础，阶级斗争也并非社会发展的动力，相反，理性才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基础和动力。人类历史就是人的理性不断发展进步的历史，因而，具有高度理性的天才人物才是社会历史发展的主要推动者，这样圣西门最终走向了天才决定社会发展的历史唯心主义。

复辟时代的法国历史学家们清楚地认识到人民群众在历史发展的巨大作用。基佐在《法国史论丛》中曾指出，历史开始于人民而非显赫的国王，历史学研究的任务是描写人民的命运变化，阐释社会历史的发展倾向，而不是为个别显要人物著述立说。此外，复辟时代的历史学家还对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者提出的财产关系和阶级斗争对历史发展的推动作用进行了重新阐释。从法国大革命中，他们看到了阶级斗争对历史发展的重要性，在寻找阶级斗争的根源时，他们发现阶级斗争的经济根源在于利益，尤其是经济利益，经济利益是一切社会制度变革的动力和源泉，近代以来的一切争斗，都是为了真正的利益而战，其它的一切仅仅只是借口而已。复辟时代法国历史学家还着力研究了财产关系对国家政治制度的影响，指出财产关系是政治制度的基础，所有制关系决定着人们的经济利益和阶级利益，并从政治制度中体现出来，从而推论出社会发展进步的原因是所有制关系的变革。而财产关系是如何产生的?对这一问题复辟时代的史学家用“征服”解释财产关系的起源及其变化。“征服”是为了占有别人的实际利益，而产生“征服”的动机在于人的天性中存在一种征服欲望，按照这个逻辑，在兜兜绕绕之后，他们又回到了“意见支配世界”这一历史出发点。

18世纪末19世纪初世界历史经历了波澜壮阔的激烈变革，西方哲学也进入了一个较高的发展阶段，此时德国古典哲学登上了哲学舞台，一些思想巨擘开辟了哲学史的新篇章。黑格尔坚持了彻底的唯心主义一元论，将“绝对精神”(又称“绝对理性”)看作是世界的本原，是社会历史发展的根本。黑格尔认为，“绝对精神”是一切社会制度、政治制度、宗教观点、伦理观点、道德观点和智力状况等的决定者，是历史发展的最后动力。“绝对精神”是客观的，在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出现之前就已存在，“绝对精神”通过一系列运动外化为自然界、人类社会，人类历史就是绝对精神演进的过程。黑格尔否定了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性动力论思想，他发现历史不是完全按照人的目的性发展，人们的行动在取得目标性成果的同时，附带产生了一系列未预料的结果，历史的发展经常偏离人们预设的轨道，由此说明人的思想意识并不是历史发展的最终动因，社会历史的最终动力，不应该从人本身、人的思想出发去寻找，而应该深入到人的思想、意志背后去探讨历史变化“动力的动力”。在他看来，隐藏在人的思想、意志背后对历史变化发生作用的是理性，人只是理性的工具。理性自身目的的实现需要借助人为工具，利用人的情欲使人们发生争斗，乘机实现自己的目的，这就是“理性的狡计”。

相比于以前的历史发展动力思想，黑格尔将历史发展动力认定为某种客观的不依赖人的意志的因素无疑是进步的，但由于其思想安放在唯心主义的地基之上，这种“无人身的理性”(马克思语)没有立基之本，头尾倒置，存在着自身难以克服的矛盾。黑格尔终结了德国古典哲学，却没有终结历史发展动力思想，黑格尔没有解决的这一历史难解之谜激起了马克思的研究热情，最终在与恩格斯的共同努力下创立历史唯物主义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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