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哲学非常重视“诚”，特别是先秦时代的思孟学派，其“诚”观念非常深刻且甚为严密。以下是小编整理分享的中国哲学相关的论文的相关资料，欢迎阅读!
中国传统哲学非常重视“诚”，特别是先秦时代的思孟学派，其“诚”观念非常深刻且甚为严密。开掘这份宝贵的思想遗产，对于理解中国传统哲学乃至传统文化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同时对于指导当代人的日常生活也有紧迫的现实意义。
一、“诚”观念的重要地位
在中国古代，无论儒家、道家还是释家，其实都重视诚。道家中的庄子学派多处言及诚，《渔父》强调“不真不诚，不能动人”;《徐无鬼》中告诫统治者：“君若勿已矣，修胸中之诚，以应天地之情而勿撄。”唐代释道世撰《法苑珠林》120卷，其中专列有“至诚”篇。儒家中荀子等也强调诚，不过主要取诚其意而言;最为推崇诚的莫过于思孟学派。
思孟学派的主要著作是《中庸》和《孟子》。据传《中庸》为子思所作，是此则早于《孟子》。事实上，《中庸》与《易传》的思想与表述多有相通相洽之处，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是都致力于究天人之际，阐发天道与人道相通的哲理。张岱年先生曾考证《易传》之作当在庄子之前，那么，《中庸》的主要思想也应该形成于孟子之前。
《中庸》一书集中讨论“圣人之道”。通常人们说，圣人之道实即中庸之道，并不为过。就“中庸”的字义分析，程颐认为“中”乃天下之正道，“庸”乃天下之定理，二者均为体;王夫之则发挥传统的阐释，认为“中庸”是讲中之用，以中为体，以庸为用。无论“庸”作“常”或作“用”解，中庸均具有本原意义。然而，张岱年先生提出了一个很值得注意的观点，他认为“中庸”并不是该书最重要的观念，其最重要的核心观念是诚;《中庸》以诚为人生的最高境界，人道的第一原则①。
张先生的观点是很有道理的。从心学角度看，诚是中庸的基石。通观《中庸》一书，首先解释“中庸”，再与三达德等相联系，然后申述道不远人之旨，由此引出对诚的大段阐述，进而赞颂圣人之道，论述具有很强的逻辑力量。诚在《中庸》中的核心地位，从开篇即可见出端倪，“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三句，就是论诚的伏笔，后文“自诚明，谓之性;自明诚，谓之教”正好与之照应。如果说圣人之道集中表现为“极高明而道中庸”，那么其所以高明缘于诚，履行中庸之道本于诚。一方面，中庸的显见义是禀中而执两，或执两而用中，主体正是依靠诚才将心灵中的对立观念统一在一起;另一方面，中庸的潜在义含有心灵凝聚为一，合乎自然之道，而诚正是对天人之际处的形容。王夫之在论“中庸”一名之大旨时写道：“故‘性’、‘道’，中也;‘教’，用也。‘修道之谓教’，是庸皆用中而用乎体，用中为庸而即以体为用。故《中庸》一篇，无不缘本乎德而以成乎道，则以中之为德本天德，而庸之为道成王道，天德、王道一以贯之。”② 诚可以合中庸之体用为一事，因而理所当然地居于核心地位。
《孟子》继承了子思一系的传统，对诚也倍加推崇。“诚”字在《孟子》中凡22见，虽然多为形容词，约略相当于“确实”，但有几处阐述得非常深刻。《离娄上》表达了与《中庸》相似的观点：“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尽心上》更进一步指出：“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如果说“思诚者”较之“诚之者”更容易理解，那么称“万物皆备于我”则有助于人们认同“不诚无物”
的命题，且“反身而诚”一语明确肯定这是一种复归于内心深处的精神活动，值得我们深入品味。
汉代以后，学界对诚多作浅俗化的理解，以之为一种思想态度，即诚实、诚悫，类似于敬、忠、信等概念。如赵歧注《孟子》，解释“反身而诚”曰：“诚者，实也。反自思其身所施行，能皆实而无虚，则乐莫大焉。”汉儒距离先秦较近，在字义的注释上有其优势;但汉代的时代风尚使学术界往往有 于外而无于内，一些注释家常常不能理解先哲的玄思，所以又有明显的不足。
依朱熹的看法，宋代学界将诚作深入把握，最先理解为“实理”的是程颐。不过我们在周敦颐的《通书》中已见先声。周子以诚为圣人之本，认为易道中的乾元既为万物资始，也是诚之源。正是乾道变化，各正性命，诚于是而立。在现实 社会生活中，诚为五常之本，百行之源，圣人之所以为圣人，就在于守此一诚而已。《通书》与《太极图说》相贯通，周子所谓的“诚”不啻是“太极”的换一种说法。
朱子本人对诚的论述极为丰富，致力于“会众说而折其衷”③。只是他在不同时境中依据不同的观点予以表述，难免相互矛盾。他既明确肯定程颐的以诚为“实理”的观点④，又似持有保留意见，认为“性是实，诚是虚;性是理底名，诚是好处底名。”还就近取譬说，性如扇子，“诚”譬这扇子做得好⑤。他常将典籍中的“诚”字解释为诚悫，很多地方是恰当的，但仅以真实无伪阐释《中庸》中的诚，显然未能尽其意。
王夫之坚决反对将诚仅作真实无伪解释，其理由之一是，先哲称“诚者天之道”，不能表述为“无伪者天之道”，因为对于天来说，本来无所谓伪，也就不能说它不伪;就是“思诚者人之道”也不宜替换为“思无伪者人之道”。因此，他认为，“说到一个‘诚’字，是极顶字，更无一字可以代释，更无一语可以反形。尽天下之善而皆有之谓也，通吾身、心、意、知而无不一于善之谓也”⑥。在“中庸序”中，他将知与觉区分开来，指出前者表现为随见别白，在人的心灵中虽显明却是疏远的，适合于名言;后者表现为触心警悟，意识方面虽隐幽但体验亲切。这是很深刻的见解，对于诚的把握应当基于觉而不应局限于知。不过诚与“道”是否异名而同实，还有待深入研究。
探寻汉以后学界对诚的把握轨迹，我们发现它呈现一“之”字形轨迹：汉儒多从 经验层次理解，至周敦颐、程颐而深入于一天人的体验;朱熹在汉儒与程颐之间持折衷立场，偏于强调真实无伪之义，至王夫之则再次向深层掘进。
笔者认为，由于诚本身为合内外之道，因此从相对外在的方面或相对内在的层次把握均有存在的理由，不宜片面否定。然而在王夫之之后，学界鲜见对“诚”作深层次的且有创见的发掘，因而本文拟主要就后一方面进行探索，围绕《中庸》的有关论述，尝试兼顾儒、道、释的观点，寻其会通——毕竟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又辨其区别——毕竟三者具有不同的 哲学体系。
二、“诚”观念的深刻内涵
其实，在中唐时期，李翱的《复性书》就有对诚的深入把握。作者力图会通儒、道、释，特别是《中庸》与《易传》的思想观念，以诚为复性的关键环节。该书释“诚”为“定也，不动也”，并且将《中庸》“诚则明”与《系辞传》的“天下之动贞夫一者也” 联系起来，都是值得后学重视的见解。
宋儒以诚为实理，容易将诚与性相混淆。“性”纯粹是名词，称性即理，鲜有异议;诚则带有形容词和动词的性质⑦，可释之为“实然”而不宜释之为实理。同样，将它看作是“太极”的同义词也不合适，太极自在自为，诚何以流行发育天地万物?考虑到诚在思孟学派和宋明 理学中才被提到极顶位置，笔者完全赞同张岱年先生的看法，不必以诚为表示实有的范畴，只将它作为一个心学范畴看待较为适当。诚主要指一种 心理境界，达到这种心理境界则敞亮“天理之本然”。朱熹也曾说过：“诚以心言，道以理言。”⑧诚的初义当是言而有信。《说文解字》释“诚”为“信也”，《增韵·清韵》则释为“无伪也，真也，实也”，都是对日常语义的概括。作为 哲学范畴，诚的涵义则要丰富、深刻得多。
首先，诚是天道与人道的交接处，是天人合一的心灵状态与精神境界。无论是体天之道，还是行人之道，均须“一乎诚”。王夫之指出：“一乎诚，则尽人道以合天德，而察至乎其极。……以天道言，则唯有一诚， 而明非其本原。以人道言，则必明善而后诚身，而明以为基，诚之者择善而固执之。”⑨ 张载曾说，“性与天道合一，存乎诚”⑩。如果将这句话理解为诚是性与天道的统一体，不免含混之嫌;而理解为在诚的境界中，性与天道合而为一，才少有歧义。诚的境界既无内外之别，又无阴阳之分，所以非随见别白能力之所及，也就是超越了感性与知性所能把握的范围，是一种宇宙与人生浑为一体的体验。有的学者认为，《中庸》论诚是对《大学》八目之一的“诚意”的发挥，其实未必然。前者较之后者远为深刻，其蕴涵远为广阔：“诚意”并不一定具有深入天人之际的内涵，且在它之外，还有格、致、修、齐、治、平等与之并列，而《大学》的八目总体上都属于《孟子》所说的“思诚”领域。
其次，要达到诚的境界，需要反身内省，复朴归真。孟子提出的“反身而诚”命题，是一个非常深刻而又表意明确的心灵哲学命题。所谓“反身”不仅是一般意义上的反求诸己，还含有在精神上拨乱反正的意味。先哲注意到，人在现实生活中，由于受到各种感性欲念和种种知性观念的牵扯或束缚，心灵常常处在纷乱而动荡不安的状态，需要静、定，即持不动心。不动心的获得需要拨云见日的功夫，以敞亮天道之本然，此即反身而诚。这是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 心理过程。老子倡导为道者当“日损”，要求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而如周敦颐所说，诚无为;陆九渊的 经验是“剥落”，称人心有病，遮蔽了天理，剥落得一番，就有一番清明。先哲普遍认为，诚的境界是大清明。我们知道，日常生活中的礼仪、事象等都存在矫饰、虚伪的情形，所以必须复朴归真，诚则既真且朴。中国古代 文化主要是人学，甚至可以说是心的文化，因而将反身内省的诚视为天与人的交接处，这是一种内向的究天人之际、体天地之道的心法。
再次，至诚意味着寂然感通，尽心知天。《易传》所谈到的无思、无为，寂然不动、感而遂通的功夫，同样适用于诚。李翱在《复性书》中描述道：“方静之时，知心无思者，是斋戒也。知本无有思，动静皆离，寂然不动者，是至诚也。”周敦颐更为明确地强调：“寂然不动者，诚也。感而遂通者，神也。动而未形有无之间者，几也。诚精故明，神应故妙，几微故幽。诚、神、几，曰圣人。”{11} 这便是《中庸》所说的，“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圣人也”。孟子倡导“尽心”，其实也强调的是诚：由尽心而能知性并进而知天，即诚者;由存心、养性而事天，即是诚之者。《中庸》的作者写道：“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至诚则可尽性，尽性则与天地参，借用庄子的话说，这是“以天(性)合天(道)”{12}。
最后，诚的境界的样态是万物皆备于我，是上下与天地同流，个体的生命与无穷的大化相契合，仿佛浑然一体。孟子在《尽心》篇作了多角度的描述。其它思想家也曾谈到类似的心灵体验。《老子》中写道：“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其复。夫物芸芸，各归其根。归根曰静，静曰复命，复命曰常，知常曰明。”{13} 观复、归根、知常，可以说是诚明的另一种说法。主体在这天人之际处赏会，其实没有语词能予以确切的表达，所以老子说，道可道，非常道;释迦牟尼说，悟亦无所得。张载称这种知叫“德性所知”或“天德良知”：“诚明所知，乃天德良知，非闻见小知而已。天人异用，不足以言诚;天人异知，不足以尽明。”{14} 对宇宙与人生达到无异、无别的体认，让人得意而忘言，在这种意义上讲诚，的确没有一字可代释，没有一语可反形。由于反身而诚深入于无限之域，主体体认得很亲切，且能经纶天下之大经，立天下之大本，知天下之化育，所以“乐莫大焉”。
总之，诚虽然不宜作为标示实有的范畴，但却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具有 实践功用的心学范畴。诚是联结天道与人道、统合各种心 理因素且见诸 社会实践的枢纽。至诚则达到天与人的交接处，它具有反身内省、复朴归真、寂然感通、尽心合天诸意涵。儒、道、释于此会通。不过儒家更要求诚者积中而发外，为现实人生立法，且在实践活动中一以贯之，于是而合内外之道。
三、“诚”在心灵中的枢纽作用
朱熹曾中肯指出：《中庸》“乃孔门传授心法”，“所谓诚者，实此篇之枢纽也”{15}。现在的问题是：诚是如何在心灵中发挥枢纽作用，从而合内外之道的?
辨析“自诚明”与“自明诚”的关系是理解诚的枢纽作用的关键。冯友兰先生在《新原道》的论“易庸”节认为：“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是自诚而明，“修道之谓教”则是自明而诚。如此解释似乎将“率性之谓道”的中介地位给遮蔽了：性合天德，可修之道只能是人道。他以“由明得诚”为最高境界更是有待斟酌：由诚而明当更为深入，见性毕竟比立教更为根本。以禅宗的掌故为例，饱读经书的神秀可谓是自明诚，即由教而明，择善固执——他以心为明镜台，坚持勤拂拭，其诚意可鉴;而六祖慧能则可谓是自诚明，虽不识经书，但寂然感通，不思而得，见性而明——是为大清明，远远超越了神秀所达到的境界。
在中国传统 哲学中，儒、道、释虽然都注重精神修养，但存在着明显的分别：儒家主张内外兼修，道家特别是庄子学派不免扬内抑外，佛家较之道家更甚，他们尚内而弃外，否定世俗的生活而企求达到涅槃境界。这种分别集中表现于诚在心灵活动中的枢纽作用上。
理解中国哲学，必须承认人类心灵除感性与知性外，还存在第三层面。牟宗三先生曾指出，中国古代 文化，无论儒家、道家还是后来加入的佛家，其思想都在这超越知性的第三层面大显精彩{16}。诚为人道与天道交接处，因此是属于心灵第三层面的活动。
在此基础上，我们还当注意心灵存在向内收敛和向外发散的双向运动。在古代西方，亚里士多德较早地意识到心灵存在认识和欲求两大功能。无独有偶，我国柳宗元也提出，人真正与生俱来的宝贵能力有志与明两端：“刚健之气，钟于人也为志，得之者，运行而可大，悠久而不息，拳拳于得善，孜孜于嗜学，则志者其一端耳。纯粹之气，注于人也为明，得之者，爽达而先觉，鉴照而无隐，盹盹于独见，渊渊于默识，则明者又其一端耳。……举斯二者，人伦之要尽是焉。”{17} 至近代，康德的批判哲学既考虑了心灵的三层面，即感性、知性和Vernunft{18}，同时又将Vernunft能力区分为理论的和实践的——前者总是追求更高乃至最高的统一性，后者则是自由意志向外发散。综合先哲的研究成果，我们可以将心灵描述为一个扇面，最外在的是感性层，无穷多样;中间是知性层，相对概括和抽象;第三层面则凝为一点。
由此我们容易理解佛家典籍《大乘起信论》所谓的“一心法有二种门”，其一为心真如门，另一为心生灭门;二门不相离，总摄一切法。一心开二门的理论与“八识”说潜在相通。法相宗所讲的前五识相当于感性，六识即是知性，七、八两识处在意识阈下，构成心灵第三层面。其中七识在王夫之看来相当于志{19};第八识为藏识，其功能一方面是收摄，一方面是生发，与康德对于Vernunft能力的认识基本一致。笔者并不赞同佛家的心生万法的观点，但承认它所描述的心灵活动的机制颇有道理。所谓开真如门，其实是心灵超越感性与知性的杂多，向内收敛，凝聚为浑然的一;所谓开生灭门则反之，是心灵由一向外发散，表现出似乎无常的杂多。释氏的意旨是希望人的生存只开真如门而闭生灭门，这便是涅槃境界。比较而言，《中庸》之作远早于《大乘起信论》{20}，而它所倡导的“诚”的心法却达到了几乎同样的理论高度：自诚明为冥思、体悟，是心灵向内收敛于一，类似于开心真如门;自明诚则须向学、力行，是心灵向外发散于多，类似于开心生灭门。
思孟学派的思想家是心学大家，他们所谓的“诚者，天之道”就是指心灵向内凝聚为一点，此时以天合天，敞亮天理之本然，纯一而无伪，可以说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李翱的《复性书》对由诚而明有一段较好的描述：“诚而不息则虚，虚而不息则明，明而不息则照天地而无遗。非他也，此尽性命之道也。”其实庄子所谓的“心斋”、“坐忘”的 心理过程与之类似，佛家所倡顿悟也是如此。
然而，佛、道两家只肯定心灵由多归一，由实转虚，由动复静，鄙视甚至厌弃由一转多。佛家以一为净，以多为染。开真如门为“还灭”，于是见空(实相)、得一(真如);开生灭门则为“流转”，于是滋生妄念、分别。道家如庄子等以为五声五色扰乱心灵，是非观念樊然殽乱，于是一味醉心于游心，以期精神入于寥天一。以思孟学派为代表的儒家“极高明而道中庸”，兼顾自诚明与自明诚，既能游于方( 社会规约)外，更要求奋于方内。
“自明诚”可作两解，一是由教而入，这是认知活动，约略相当于佛家的渐修，包括学问、思辨等;一是择善固执而笃行之，这是 实践活动，即通过学问、思辨而明理，然后身体力行，一以贯之。儒家同时注重于这两方面，既遵循天道又发扬人道，通过修道以立教，建构了积极入世的道德 哲学和 政治哲学。
《中庸》讲“诚则明矣，明则诚矣”，是一个非常好的见解，表明对于人的生存来说，二者可以、也应该互为因果。通过诚而达到大清明，然后仍要诚之以转化为行动，即修道以立教。不过须特别注意的是，自明诚的“明”其实不同于自诚明中的“明”：前者处在意识领域，缘于学，是可以言说的，即由教而明;后者则是深层无意识的敞亮，缘于悟，是难以言说的，即见性而明。先哲对此鲜有辨析，现代学界有必要予以澄清，否则易于造成观念的混乱。如下图所示。
理解了这一点，有助于我们厘清一桩学案：千百年来，学界一般认为“诚者”为圣人之事，“诚之者”只是贤人之事，根本没有面向事实本身进行反思。其一，如果说“圣人”生而知之，不学而能，那么连十五而志于学、一生发愤忘食的孔子也不敢担此称号;事实上，被奉为圣人的历史人物，都既是立教者，又是受教者。其二，圣人不能只停留在玄思之中，不能设想他只是领悟天之道，而无须履行人之道，无须在现实社会生活中寻求自我实现。《中庸》中讲五达道、三达德以及九经之属莫不是指人之道。其三，由于社会生活存在着种种利益冲突，即使是圣人，一旦介入其中便只能坚守道德境界，所谓天地境界其实只存在于个体的精神生活中。处在鲁国宰相位置上的孔子不可能是纯粹的“天民”。最后还有一点值得注意，《中庸》对“圣人”并未像后世那么迷信，承认他有所不知，行有所不能。因此，对于个体来说，诚者与诚之者不仅可以、而且应该合为一体，是此则为道之损与为学之益协调，顿悟与渐修互补，下学而上达，致知又力行，从而真正达到合内外之道。
基于上述，我们看到，佛家与道家固然以游于方外见长，但儒家更见彻上彻下的功夫。其心法以诚为枢纽，一方面倡导反身而诚——自诚明，知性知天;一方面要求择善固执——自明诚，居仁由义;兼顾两端且收放自如——“我欲仁，斯仁至矣”{21}。一念之间贯通方外方内，从而获得生存的自由和寄托。比较而言，儒家哲学既不乏深刻性，又能肯定日用之常，致力于达到个体与群体、人类与自然的和谐，是一种积极而较为完善的人生哲学，对于人们的现实社会生存具有更为普遍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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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辛亥革命以来的一百年，中国社会先后发生三次社会革命：推翻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革命;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统治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以建立、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和实现现代化为目标的社会革命。与此相应，百年来中国哲学也发生了三次革命：资产阶级的哲学革命;无产阶级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革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自我革命。现代中国哲学取得了历史性的飞跃，但也存在着忽视逻辑思维和自由的明显不足。
关键词：百年中国;辛亥革命;哲学革命;逻辑思维;自由
中图分类号：B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04?0108?08
作者简介：许全兴，中共中央党校哲学教研部教授(北京 100091)
一百多年来，中国社会处于深刻的大变革时期，先后发生三次社会革命：推翻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革命;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统治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以建立、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和实现现代化为目标的社会革命。中国人民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和奋发图强的建设，使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取得了过去几百年、以至上千年未曾取得的成就，令世界瞩目和惊叹。
?哲学虽处于社会意识的顶端，但它与社会的政治经济密切相关。与三次社会革命相适应，中国哲学也发生了三次革命：资产阶级的哲学革命;无产阶级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革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自我革命。一百多年来，中国哲学经历了继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以来的第二次百家争鸣。现代中国哲学取得了历史性的飞跃，正跻身于人类先进哲学思想之林，愈来愈引起世界人民和哲学家们的关注和重视。
?历史是已经过去了的客观实际，不是可以任人随意打扮的小姑娘。但对历史的回顾则因回顾者的观点和视角的不同而不同。在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和中国共产党成立九十周年之际，本文拟从哲学革命与社会革命的关系的视角对作一勾勒，以就教于同仁。
一、百年中国哲学第一次革命：资产阶级的哲学革命
1911年发生的辛亥革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完整意义上的资产阶级革命。如果把资产阶级革命看作一个历史过程的话，那1898年的戊戌变法则可以视为整个中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前奏。从哲学史、思想文化史看，戊戌思潮则是中国资产阶级哲学文化革命的酝酿和准备。
?受中日甲午战争失败的刺激，以康有为、谭嗣同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派想仿效俄国、日本，进行君主立宪的维新变法，以挽救中国的衰亡。他们学习和吸取西方的民主主义、空想社会主义和自然科学，为变法维新创制思想武器。他们的政治理想还不是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而是资产阶级的君主立宪制，他们的哲学思想也没能冲破中国传统的藩篱，还迷信孔子，穿着古人的外衣，托古改制，从中国传统的思想文化中寻找思想武器。他们主要依据传统的“变易”哲学和“公羊三世”学，批判“祖宗之法不可变”，鼓吹变法自强。他们对达尔文进化论有所了解，但甚为肤浅(严复译著的《天演论》直到1898年才正式出版)，主张渐变的庸俗进化论，反对革命进化论。他们是我国最初的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他们的一只脚已跨进了新的时代，一只脚却依然停留在旧的世界。如梁启超所言，他们“固有之旧思想，既根深固蒂，而外来之新思想，又来源浅觳，汲而易竭”。他们的思想是“西学附缘中学”、“不中不西即中即西”。由此看来，康有为等人在变法失败后坚持尊孔保皇、反对革命共和也在情理之中。
1898年的戊戌变法遭到反动清政府的血腥镇压而失败。戊戌变法失败宣告改良主义在中国行不通，唯有以革命手段推翻清王朝才是救国的唯一出路。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举起革命大旗，同反对革命的保皇派进行论战，领导武装起义，十起十落，百折不挠。1911年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王朝的统治，结束了二千余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使民主共和国的观念从此深入人心。清王朝的灭亡，封建帝制的结束，标志着我国封建社会的终结。毛泽东说：“辛亥革命后谁要想做皇帝，就做不成了。所以，我们说它有伟大的历史意义。”
毛泽东：《关于辛亥革命的评价》(1954年9月14日)，载《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346页。
革命是由反动清政府逼出来的，决非资产阶级革命派喜好暴力和流血。“告别革命论”者无视历史的本质和真实，否定辛亥革命，实是对历史和革命先辈的亵渎，是一种非历史主义。辛亥革命后不到十年，中国共产党成立。没有辛亥革命，中国共产党就不可能如此迅速成立。辛亥革命推动了中国历史的进步，有其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
?20世纪初，先进的中国人对西方资产阶级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有了较多的译介、传播，达尔文进化论风靡思想界。与资产阶级改良派不同，孙中山等革命派的思想武器完全是现代的西方民主主义的新思想，已抛弃了古人的外衣。他们以革命进化论和天赋人权论为武器，反对封建专制制度，批判改良主义，大倡“革命者，天演之公例也”，革命救国论盛于国中。那时革命派忙于同改良派的政治论战和从事武装起义的实际斗争，无暇顾及哲学问题的研究。但他们在革命实践和革命理论中体现出主体的自主精神、奋斗牺牲精神、践履精神和强调精神力量的作用等哲学思想是极为鲜明的。章太炎是名震当时的革命家和学问家。他在论战中提出的“竞争生智慧，革命开民智”和“依自不依他”、“自贵其心”等哲学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的时代精神。
?辛亥革命时期，无论是革命派，还是改良派，都在不同程度上继续着严复提出的“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的思想启蒙。他们以自由为核心的民主主义思想作武器，批判中国传统的封建专制主义，批判国民性中的奴化意识，倡言思想革命、道德革命，疾呼国民性改造。其中尤以梁启超的新民说的影响最大，激荡着当时一代青年人的心灵。新民说，今天读来仍有启迪，仍有价值。
?辛亥革命时期，梁启超、王国维、马君武、章太炎、蔡元培等自觉把西方哲学作为一门学科介绍进中国，中国的大学正式开设哲学课，设立哲学系，开始有专门从事哲学研究和教学的人，从而大大提升了中国人的哲学自觉和哲学思想，推动了中国哲学的革命。其中特别值得一说的是王国维。在王国维看来，哲学与美术是“天下有最神圣、最尊贵而无与于当世之用者”。他认为：哲学实综合研究真、善、美三者，为中国固有之学;外国之哲学与中国之哲学并非不相容，而是相兼通的，有研究和介绍之必要。他研究和介绍康德、叔本华、尼采等人的哲学思想，并运用它们研究中国哲学和《红楼梦》，研究美学，提出美学境界说。他在通州师范学堂和江苏师范学堂讲授哲学和伦理学，力主在大学开设哲学课，批驳反对开设哲学课的守旧论。他称：“人类一日存，此学即不能一日亡也”，“哲学不可不特立一科”。经蔡元培等人努力，辛亥革命翌年，北京大学成立哲学门。
?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是思想启蒙运动在先，政治革命在后，哲学革命是政治革命的先导。在中国由于特殊的历史条件，政治革命在先，哲学革命相对滞后。在辛亥革命后，哲学革命继续进行着。
?辛亥革命时期最重要的哲学成果是孙中山哲学，其中尤以知行学说为代表。1911年的辛亥革命虽然建立了民主共和国，但政权很快为代表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军阀所窃取，共和国名存实亡，辛亥革命失败了。作为这一革命的领导者孙中山对革命的失败进行了哲学反思和总结，于1919年发表了《孙文学说》。他认为，革命失败的根本原因是革命党人中了中国传统的“知易行难”学说的毒，因而“信仰不笃”、“实行不力”。为此，他提出“知难行易”学说与之相对立。他从人类认识史上说明“不知亦能行”、“能行必能知”和“能知必能行”。他一方面强调行的重要，论证人们通过“练习”、“试验”、“探索”、“冒险”等实践活动，行其不知以致其所知;另一方面又十分强调知的指导作用，强调精神和意志的决定作用，强调知(认识世界)的艰难过程。但他缺少辩证法，没能前进到知与行、认识与实践的辩证统一，得出了知行分任的错误结论。孙中山的知行学说的真正价值不在于论证了知难行易，而在于它在总结辛亥革命的经验教训和现代自然科学成就的基础上，对传统的知行学说进行了批判和总结，提出了现代形态的知行学说，将中国古代知行哲学提升到现代水平。孙中山未能完成的知行统一的历史任务则由后继者毛泽东在《实践论》中得以完成。
?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之一是革命前革命派对革命的思想理论准备没有足够重视，思想启蒙不力，因而没有形成广泛的思想文化运动，人民普遍不觉悟。辛亥革命后，封建旧思想仍遍布国中，出现了尊孔复辟的逆流。1915年开始的新文化运动实质上是对辛亥革命在思想文化上的补课，是对以孔子为代表的封建专制主义意识形态的总清算和革命。五四新文化运动破除了对孔子的迷信，科学和民主的意识得到广泛传播，是20世纪中国第一次广泛的思想解放运动，标志着中国传统的封建主义意识形态的终结。在此之后，谁再想恢复儒家在意识形态中的独尊地位，都不过是痴人说梦、枉费心机。
?新文化运动的哲学武器依然是西方的进化论的发展观。作为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的陈独秀、胡适、李大钊等人认为：孔子之道，虽在中国古代诚属名产，有其价值;但社会是进化的，孔子之道已不适应现代社会的需要;为了建设适合时代潮流的新社会，将中国从黑暗专制引向光明民主，必须输入以科学、民主为核心的西方新思想、新文化。他们的哲学思想具有鲜明的反封建的革命性和强烈的感染力，但从学理上讲，都比较幼稚、粗疏，没能形成如西方启蒙思想家那样完整的哲学体系。这反映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资产阶级在理论上的幼稚和不成熟。
二、百年中国哲学第二次革命：无产阶级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革命
当人类历史进入帝国主义时代时，世界各国联成一气，中国革命成为整个世界革命的一部分。第一次世界大战引发了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和1919年的反帝反军阀的五四爱国运动，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迅速传播。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从此中国革命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即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给中国人民帯来了新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与新的社会革命相适应，中国哲学界亦发生了新的哲学革命，即马克思主义的哲学革命。由于中国社会的特点，中国无产阶级的哲学革命是紧随资产阶级哲学革命而发生的，并在时间上两者有很多的交叉。如果说，中国资产阶级哲学革命的准备不充分，那么，中国无产阶级哲学革命的准备同样也是不充分的。
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下，李大钊、陈独秀等革命民主主义者迅速转向马克思主义，创建中国共产党。他们宣传的重点是唯物史观和社会革命论。他们努力用初步学得的唯物史观和社会革命论指导反帝反军阀的民主革命。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早期传播作出重大贡献的还有李达、瞿秋白等人。李达的《现代社会学》堪称为这一时期最具水平的哲学代表作。瞿秋白则首次将在俄国学得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介绍到中国。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处于低潮，但由于有利的国际形势和中国革命急切的需要，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却出现了高潮。李达、艾思奇、陈唯实等哲学家冲破反动当局的白色恐怖，开展了哲学的大众化、通俗化的运动，唯物辩证法席卷中国思想界，成为当时哲学界的主潮。这一时期的著作以李达的《社会学大纲》和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影响最大、最具有代表性。马克思主义哲学在20世纪30年代的广泛传播，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重要一环，为尔后毛泽东《实践论》、《矛盾论》的诞生和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开展学哲学用哲学运动作了理论准备。
在抗日战争时期，随着亡国灭种的民族危机的空前严重，思想文化的民族性凸现，五四新文化运动批孔的片面性日益为文化界所认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进入到一个更为自觉的时期。理论界、文化界开始认识到，马克思主义不仅要与中国的革命实际运动相结合，而且还要与中国的历史文化相结合，中国共产党应是中国历史文化优秀传统的继承者和弘扬者。在延安的革命文化运动中，理论工作者和文化人明确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体化的任务。哲学家艾思奇提出开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现实化的运动。毛泽东则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深刻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提出要研究历史，继承从孔夫子到孙中山的珍贵历史遗产。
新民主义革命时期哲学革命的最大成果是毛泽东哲学思想。
?毛泽东是革命家、军事家，又是学问家、哲学家。他从青年时代起就酷爱哲学，博古通今、融合中外。他自觉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中国革命，因而能比其他革命领袖站得高些、看得远些，在历史的关键时刻，能把握住革命的方向，抵制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在中国革命问题的错误主张，制定出适合中国革命的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使革命得到发展和胜利。美国记者斯诺在1936年采访毛泽东后便得出这样的结论：毛泽东是“一个精通中国旧学的有成就的学者，他博览群书，对哲学和历史有深入的研究”，“毛泽东是个认真研究哲学的人”。他有自己的“哲学体系”。斯诺的结论更为尔后的历史所证实。毛泽东反对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倡导研究理论、研究历史和研究现状三者的结合，致力于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具体化。他善于从哲学上思考和总结中国革命，善于把丰富的革命经验和教训(尤其是革命战争经验和教训)上升为哲学理论。他的《反对本本主义》、《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实践论》、《矛盾论》、《论持久战》等著作，是中国革命血的经验总结，是中国社会尖锐、复杂和曲折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在哲学上的反映。毛泽东继承中国哲学重视主观世界的改造和人身修养的传统，他的《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等名篇是中国共产党人人生观和价值观的集中反映。他的哲学思想不仅是党和人民集体智慧的结晶，也是数千年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最主要的领袖，毛泽东哲学思想不同于书斋中专门哲学家的哲学，而是中国共产党的世界观、方法论和人生观、价值观，直接指导着中国革命，推动中国历史的前进。毛泽东哲学思想的诞生标志着中国哲学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虽然已不能担当起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但它仍是革命的动力，起重要作用，这在抗日战争时期尤为突出。与此相适应，在无产阶级哲学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哲学革命仍在继续。
?新文化运动标志着中国传统哲学的终结。针对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缺乏辩证的态度和担心中国文化中断的忧虑，梁漱溟则公开为孔子辩护，建立融合儒家哲学、柏格森哲学和佛学唯识论为一体的文化哲学，借以论证未来中国和世界的走向应是孔家的道路，开中国传统儒家哲学向现代转化的先河。
?如果说孙中山和新青年派分别从知行关系和思想文化上对辛亥革命做出了各自的总结，那么，熊十力则从道德、价值的角度对辛亥革命进行哲学反思。熊十力本人积极参加辛亥革命，他认为辛亥革命失败的根本原因是革命党人的“竞权争利”。于是他决计改“政治救国”为“学术救国”，力图融汇“中国、印度、西洋三方思想”，“明是非”、“正人心”，创立新唯识论。熊十力是近现代自觉创建有自己特色哲学体系的第一人。新唯识论在当时哲学界的影响甚微，但它的问世标志着中国近现代思想家们的哲学自觉意识的提高。新唯识论对后起的港台新儒家有开山之功。
?梁漱溟、熊十力虽然想吸取西方哲学，但他们本人并未留学外国，因而对西方哲学的了解是空泛的。在价值取向、思维方式和知识构成方面，留学欧美深受西方哲学影响的学者们则与梁、熊有显著不同。他们在现代西方哲学主导下改造和吸取中国传统哲学，以形成自己的哲学思想，其中影响较大者有胡适的实用主义哲学、冯友兰的新理学、金岳霖的论道和知识论、贺麟的新心学等。他们的哲学虽然流派各异，社会影响也各不相同，但都是中国传统哲学现代化、外国哲学中国化的成果，都对提高中华民族的哲学自觉、逻辑思维和道德境界有着积极意义。
“逆境出哲学”(毛泽东语)。一个人的智慧和力量在面临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将得到最大的激发和释放。一个民族也是一样。在20世纪上半期，尤其是在抗日战时期，亡国灭种的民族危机极大地激发了中华民族的智慧和力量，哲学家们无不以哲学为武器，殚精竭虑为争取民族的独立和复兴尽一份力量。无论是占主导地位的毛泽东哲学思想，还是其他的哲学思想，都在不同方面和不同程度上反映了时代精神和民族智慧。
三、百年中国哲学第三次革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自我革命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标志着中国历史进入了新的纪元。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六十多年，中国社会发生了旨在建立、完善和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和实现现代化而进行的第三次社会革命，其中包括毛泽东领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和1978年以来的改革开放。与此相应，中国哲学也发生了第三次革命，即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自我革命。此次哲学自我革命有着深刻的国内国际背景，主要是革长期存在的教条主义的命，革从苏联传入的哲学教科书体系的命，以建立反映时代精神和民族精神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新体系。
?1956年，我国基本上完成了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从这时起，毛泽东试图打破苏联的框框，独立自主地探索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道路。在哲学上，为了解放思想，他大讲以对立统一为核心的辩证法，以纠正斯大林的形而上学。他的《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可以看成是第三次哲学革命的发端。到了20世纪60年代，随着苏联社会矛盾的暴露，毛泽东对苏联斯大林时期形成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体系提出了批评。他指出中国哲学家搞的是“洋哲学”，而不是“土哲学”，明确提出要改造现行的哲学体系。令人遗憾的是，毛泽东本人在探索适合中国特点社会主义道路过程中陷入迷途，他提出改造哲学体系的任务自然不可能完成。造成毛泽东晚年悲剧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个人迷信和教条主义无疑是重要的思想文化根源。毛泽东晚年的严重错误更凸显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自我革命的极端重要性和紧迫性。
?第三次哲学革命真正开始于由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的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在新的历史时期，社会的变革与哲学的变革相互促进、相互推动。受实事求是、解放思想和改革开放潮流的推动和鼓舞，哲学家和哲学工作者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对现行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哲学进行全面的反思、总结和革命，哲学发展由此进入了一个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新时期。
?马克思主义哲学自我革命是全面的、深刻的，涵盖了哲学研究的态度和方法、哲学研究的主题、哲学研究的对象、哲学的功能、哲学的内容和体系、哲学家自身等诸多方面的变革。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精神和批判精神得到了恢复和发扬，哲学家的独立自主人格在逐步确立，哲学家的创新意识在不断提高，马克思主义哲学自我革命在不断展开和深入。30多年来，实践理论、主体理论、认识理论、辩证法理论、生产力理论、价值哲学、人学理论等取得了显著成果。马克思主义哲学内部逐渐形成了不同的主张和学派，除继续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体系这一派之外，还有主张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实践唯物主义、实践哲学、类哲学、文化哲学等学派。冯契以实践唯物主义为主导，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传统哲学和西方哲学三者冶于一炉，形成自己独特的“智慧说”(《认识世界和认识自己》、《逻辑思维的辩证法》和《人的自由和真善美》三卷)。“智慧说”突出了人的自由和真善美，是我国哲学家创建的第一个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逻辑体系，值得哲学界重视。
?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自我革命并不是要否定辩证的历史的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和基本精神，而是作为一种发展环节的辩证的自我否定、自我批判，是革教条主义的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自我革命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精神指导下，立足当代中国和世界的现实，总结和概括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丰富经验，总结和概括20世纪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兴衰的经验教训，总结和概括当代科学技术革命新成果，总结和概括百年来世界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新经验，总结和概括当代世界哲学及社会科学的新成果，总结和概括中国传统哲学的优秀成果，从而形成体现时代精神和民族精神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形态、新体系。马克思主义哲学自我革命正在进行之中。
?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和政治民主化的推进，在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自我革命过程中，整个中国哲学界出现了蓬勃发展的新气象，除马克思主义哲学(含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外，中国哲学、外国哲学、伦理学、美学、宗教哲学、科学哲学、逻辑学等学科均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虽居主导地位，但并不是唯一的当代中国哲学。当代中国哲学界已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传统哲学与当代西方哲学三者互动的态势。有志献身于中国哲学的哲学家们在致力于中国传统哲学与西方哲学结合方面取得了重大成果，其中尤以张世英的“万物一体”的希望哲学(其代表作为《哲学导论》)和张立文的“和合学”最有代表性。笔者虽不完全认同这两位哲学家的基本观点，但充分肯定他们的一家之言对现代中国哲学的价值。
?经过自我革命，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已摒弃了独此一家别无分店的教条，不仅承认马克思主义哲学内部有不同的学派，而且承认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其他流派哲学的共存与竞放。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其他流派哲学之间既存在着相互矛盾和斗争，又存在着相互依存和同一，它们之间的相互争鸣、相互学习将共同推动中国哲学的繁荣和发展。当代中国哲学正展现为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为主导的争奇斗艳、五彩缤纷的百花园。
四、百年中国哲学的两大不足
回顾过去的百年，我们可以自豪地说，中国哲学革命取得的巨大的历史性进步要超过以往的上千年。那种“五四新文化运动导致中国思想文化中断”的观点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我们要充分估计百年里中国社会翻天覆地的革命所取得的伟大成就，要充分肯定百年里中国哲学革命所取得的丰硕成果。
百年的历史证明，指导中国社会革命和现代化建设的思想武器，既不是西方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及其哲学，也不是中国传统的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而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在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和中国共产党成立九十周年时，我们必须牢记这一最基本的历史经验，否则会走上邪路，带来灾难。
我们在充分肯定20世纪中国哲学革命所取得的成就的同时，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它的不足。这种不足，从客观上讲是由受到中国社会的生产力、经济、政治、文化相对落后的制约所致。从主观上讲，一方面是哲学家们对中国古代哲学的继承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西方哲学的吸取均不够全面深入;另一方面则是哲学家们对现代科学技术的最新知识和成就缺乏应有的了解。
现代中国哲学存在的不足自然是多方面的，但对逻辑思维和自由这两个方面的忽视尤为突出。
中国传统哲学重视以知行关系为主要内容的认识论研究。如前所述，孙中山、毛泽东都善于从知行上总结革命经验，把知行学说发展到新的阶段。毛泽东的认识论至今仍有高出于同时代的认识论之处。但自墨经中绝之后，与西方哲学相比，我国逻辑学不发达乃是不争的事实。近代以来，虽然西方逻辑学引进中国，中国人的逻辑思维有很大提高，但总的看来，逻辑思维不发达的状况并没有根本改变，哲学界对逻辑思维的研究很不够。毛泽东是重视逻辑学的，重视逻辑思维的，号召干部要“学点逻辑”，但他的认识论主要是讲知与行、认识与实践的辩证矛盾运动，而对感性认识如何上升到理性认识只讲了“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十六字，未能像专门哲学家那样深入到理性思维如何对感性材料进行逻辑加工的具体过程(其实这是认识论中最为复杂的内容)。也许因感到这种不足，1961年，他在庐山与李达会面时提出要研究辩证逻辑问题。毛泽东在晚年自认为是坚持了辩证唯物主义，而实际上却陷入主观与客观相分离的主观主义，究其认识论根源则主要是经验主义。
在改革开放新时期， 实践理论突显，强调在实践中学习，摸着石头过河，在实践中开创新路。这完全必要和正确，但由此也掩盖了另一种倾向：对理论和理性思维的忽视。理论界、 哲学界只强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实践力量是不可抗拒的，它将冲破一切教条的束缚，而忽视了逻辑力量同样也是不可抗拒的，正确的理论将纠正一切错误的实践。中国传统 文化重视经世致用，这一优点同时也蕴含着轻视理性和理论思维的不足。一个民族要想站在时代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理论思维的不发达至今仍严重影响着我国自然科学和 社会科学的创新，严重影响着领导者们的宏观战略决策。当代中国哲学亟须加强逻辑思维的研究，以提高整个民族的理论思维能力。
现代中国哲学革命存在的另一明显不足是对自由的忽视。哲学不仅爱智慧，是智慧之学，而且爱自由，是自由之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继承和 发展了德国古典学自由精神的传统，将“自由人联合体”的思想置于唯物史观的基础上，并作为无产阶级解放全人类的价值理想。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无产阶级和广大被压迫者争自由、谋解放的思想武器。但由苏联传入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只注重世界观、方法论，却忽视了价值观，忽视了自由、人道、人权等内容。这种不足一直影响到现在。
不仅马克思主义哲学忽视了自由，而且在20世纪30-40年代的非马克思主义哲学也鲜有论及自由和个性解放。中国两千多年的专制统治，摧残个性，缺乏自由、民主传统，国民性中的奴化意识根深蒂固。中国伦理道德的优点是强调国家、民族利益至上，主张社会本位，其缺点则忽视个人和个性自由。如李大钊所言，儒家的修养，“不是使人完成他的个性，乃是使人牺牲他的个性”。五四新文化运动批判三纲，批判奴性，提倡个性解放，思想自由。然而，冯友兰的境界说则强调个人完全服从社会和宇宙，“尽伦尽职”，以进到物我一体的天地境界，成为圣人。贺麟的“新五伦观念”则强调“三纲说”为核心，个人应“绝对遵守其份位”，以维持社会的稳定。他们这种无个人自由的人生哲学反映了中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性。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对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片面理解，自由、人道、人权、人性、个性等成为禁语，以致广大国民长期对自由、个性、人道、人权、民主、法治等现代价值观念缺少了解。这种思想观念的普遍缺失是导致社会生活中屡屡发生非人道现象的重要缘由。在改革开放新时期，民主、民主化的观念得到提倡，“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已成为共识。然而自由依然是一个敏感的问题，自由化仍是一个贬义词。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自由精神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
熊十力在建国后的通信中曾指出：古代移孝作忠，“奴化人民”。“吾国帝制久，奴性深，不可不知。”遗憾的是，在当今国学热、尊孔热、读经热中，许多学者缺乏这种清醒深刻的认识。他们没有认识到中国传统文化中有着很深的奴化意识，没有认识到中国传统文化中缺少现时代的自由、民主精神。笔者一再指出：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必须继承和发扬，孔夫子不能丢，但尊孔读经不可取，有悖时代潮流。少儿读经，绝读不成一个现代人。中国传统文化亟须吸取现代的科学、自由、民主等精神，否则只能为时代所淘汰。
看了“中国哲学相关的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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