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庸》以它独特的方式直指中国思想文化的核心，这种核心思想随着人们对它的包容、领会，逐渐便构成了中国人主要的行为方式。以下是小编精心整理的关于国学经典中庸论文的相关资料，希望对你有帮助!
摘要：一个伟大民族文化生命的精髓所在，往往蕴藏与经典之中，笔者选择了《中庸》对其作出深度诠释。《中庸》以它独特的方式直指中国思想文化的核心，这种核心思想随着人们对它的包容、领会，逐渐便构成了中国人主要的行为方式。笔者从《中庸》一书的宇宙观和方法论两方面入手，度诠释了《中庸》思想的哲学意义。
关键词：中庸 思想 本体论 辩证
一、孔子的中庸思想
中庸思想源于史前传说时期。《中庸》一书包括本体论、宇宙观和功夫论三方面，通过性、命、人、天贯穿始终。牟宗三先生将其称为本体宇宙论。笔者将重点从宇宙观和方法论两方面来深度诠释《中庸》思想的哲学意义。
二、《中庸》的宇宙观
(一)诚者天之道也――由人生哲学向世界观的转换
“诚”乃《中庸》中最重要的范畴之一。“诚”有属性义和实体义两种解释。前者是“真实无妄”之意，“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圣人也。”(《中庸》第二十章)后者则释为真实无妄之诚体。
从精神意义的层面看，诚是仁的全部显现。《中庸》中的“诚体”便是“仁体”。含有运动和创造的性能。因此便有了：
“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中庸》第二十二章)
这里的诚之“至”即是性之“尽”。只有至诚、尽性才能将“仁”之本体得以充分展现。而此天命在赋予人之性的同时，也赋予了物质性。尽人之性与尽物之性看似孤立无依，实则是“尽性”这一过程的两个方面。两者同时进行，却又独立存在。
(二) “与天地参矣”与“唯天下至诚为能也”――《中庸》物与人的整体性思想
“诚者，物之终始，不诚无物。是故君子诚之为贵。诚者，非自成己而及也，所以成物也。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外内之道也，故时措之宜也。”(《中庸第二十五章》)
诚，天赋的本然之理，贯穿在万物的始终，没有诚，就没有万物了。所以君子把诚奉为最宝贵的东西。至诚的人，并非自己取得成就就算完事，还要及于万物，行与他人。成己的人，毫无私意，这是仁;成物的人，随物施教，这是知。无性的仁德，体用一致，符合外内一致的规律，所以随时实行，没有不适宜的了。
万事万物、始终本末，无不以诚为本，诚涵泳全体，贯穿始终，故云：“诚者，物之始终。”沟水易涸，昙花易萎，推而至于道德、事功、文艺，苟出虚伪，终归泯灭。所以说：“不诚无物”。君子成己、成物，合内外之道。
《中庸》这种由个体向群体，再向自然(天、地)转化的人文主义构想，看似只是一个简单的过程，实则蕴含着天、地、人三才合一的强烈信仰。人的天性是由天所下贯赋予的，但是，人之性并不是被动存在的，它在被创造的同时也进入了到了天无穷尽创造的全部过程中。从这个意义上讲，要想真正实现人性，就必须形成终极的天、地、人三才合一的境界。然而，这样的境界也许只有圣人才能达到，普通人在具体的事务之中很难将其切实实践
三、《中庸》的方法论
(一)“故君子慎其独也”――由践仁到尽性的个人修养功夫
人性皆由天命所下贯，而人性皆显于“仁”。《中庸》的“五达道”、“三达德”皆是仁之一端，可见“仁”之大用。因此，要通过践行“仁”，才能是人回归其本性。要践仁，“慎独”的功夫必不可少。正如《中庸》所说：
“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中庸》第一章)
人之性皆由天命下贯，人人皆有其真性，那么为何会“民鲜久矣”?人性本赤诚，但在现实生活中往往被物欲所掩盖所渗透。我们并不是像禁欲主义者那样彻底否定欲望，欲望本身就属人性之一端，无从消除。那么怎样才能达到中庸所要求的如此至善的境界呢?“慎独”便是要求人们“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暗得看不见的地方叫做隐，细得看不到的事物叫做微。暗得看不见的地方，却是最显露的;细得看不到的事物，却是最显著的。这些都源于个人内在的一种高度、觉醒。《论语》讲：“吾日三省吾身”、①“见不贤，而内自省也”②，“吾未见能见其过而内在讼者”③
(二)“中庸”之“中”是事物的两方面――过与不及
中庸之中起源于“允执阙中”，这里的“中”释为一种政治上的公平。孔子以之为为政的物种美好德行：“君子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食，泰而不骄，威而不猛。”④如果作为度量来看，则中庸之“中”可理解为中点、中心之意。若以性与道论，则只能将其理解为至善之意，它所要表达的是一种极致境界，而不是不前不后、不左不右的“乡愿”。
孔子认为中庸之中既非“过”，也非“不及”，却不能离开“过”与“不及”而独立存在。如果能将“进取”与“有所不为”两个好的方面有机结合，便能达到既“进取”又能“有所不为”的中庸境界。而墨家的思想观念却与之相反。“欲正权利，恶正权害”、“两而无端”、“正而不可摇”(“欲”之“正”是“利”;“恶”之“正”是“害”)。他们认为一个质有两方面，但在一个过程中的质只有一方面是主要的、相对安定的，因此必须要有所偏。
三、中庸思想的启示
在世界多极化、经济化和全球化发展的今天，如何正确对待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及其现代化的关系问题，对于新时期如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具有重要影响和意义。
第一、对待传统文化应该要有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态度。“有所舍才能有所得”，对待中国传统文化亦如此。我们不能执一面之词，也不能将错就错，糊里糊涂全都笼统接受。而是应该要有批判继承的科学精神，去其糟粕，继承那些对我们现代化建设具有借鉴意义的积极因素。
第二、对待传统文化要有与时俱进、勇于创新的精神。孔子的中庸思想源于古老的几千年前，经过无数锤炼、发展和丰富，具有了十分厚重的内涵。毛泽东身为无产阶级革命的引领者，站在广大无产阶级人民群众的立场上，运用马克思唯物辩证分析法这把利器，打破了传统文化道德层面局限性的这堵围墙，运用运动发展的观点进行了生动的创新。
第三、对待传统文化要坚持“时间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准则。中国传统文化经历了五千余年的形成、发展、积淀，在如此宏大深邃的文化体系中，既有精华也有糟粕，如何实现“舍”与“得”便成为了中华文明兴衰的重要因素。事实证明，实践中才能出真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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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中庸”之提出
【摘 要】 “中庸”已成为人们行为处事的重要思想和准则。本文概述了孔子“中庸”思想提出的历史背景，阐释了孔子“中庸”思想理论渊源及逻辑起点：首先，原始巫术图腾时代向人本位转变的观念为孔子“中庸”提供了思想基础;其次，深远的历史文化及优秀的思想成果为孔子“中庸”提供了理论渊源;再次，社会动荡致使思想纷繁杂乱，基于历史现状，人们渴望能拥有统一理论来指导生产生活;第四，“尚中”观念成为孔子思想的逻辑起点。
【关键词】 孔子;中庸
马克思认为社会意识产生于社会存在，并由社会存在决定。[1]社会历史产生相应社会反映，人们对所处时代做出哲学思考，同时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同然，“中庸”思想于先秦动荡时期孕育而生。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血缘关系的宗法制度及中央集权的政权结构是孕育“中庸”思想理论的社会土壤。任何一种思想的诞生、确立都有其特定的时代背景，其思想的衍生、发展也定有其轨迹可循。孔子面对当时变动的社会环境勿忘勿助其长(《孟子·公孙丑上》)，冷静观察，总结规律，借鉴前人的思想和智慧，提出“中庸”的适时思想。“中庸”思想在其后来思想学说不断地演进和发展中逐渐确立了其核心地位。
一、孔子提出“中庸”的历史背景
春秋末年，周室式微，诸侯纷争，礼崩乐坏，奴隶社会开始向封建社会过渡，旧体制、文化观念渐趋瓦解，新格局尚未成形，社会变动在政治、经济等方面皆有体现。如此社会，生于其中的孔子喟然叹曰：“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论语·雍也》)。“中庸”一词首次提出。
政治上，当时诸侯争霸、天下失去了应有秩序。诸侯各国发展失衡，突出表现便是周王室衰落、诸侯国崛起与纷争。东周天子大权旁落，徒有虚名，驾驭不了旗下诸侯，他们彼此争霸，连卿大夫及其家臣也效法诸侯出现凭借占据自己采邑领地闹独立的局面。孔子深谙社会动荡危险，警示各等级：“八佾舞于庭，是可忍，孰不可忍?”(《论语·八佾》)目睹这些，孔子寻找根源，加以反思，意欲恢复具有中庸意蕴的周礼。
其次，经济上私田代替公田，初税亩代替井田制，生产发展促进个人意识及家庭意识的觉醒与维护。西周末战国初，铁器、牛耕的广泛采用使生产力较大提高，新兴地主阶级采用“与之分货”(《管子·乘马》)的分租制，奴隶“公作则迟，分地则速”(《吕氏春秋·审分览》)，使得阻碍生产力发展的井田制遭破坏，代之土地的私有。随着生产力的改变，古代奴隶制中人们的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原始巫术图腾时代渐被维护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秩序、宗族模式代替，同时义、利矛盾随之突显。孔子看到当时统治阶级为利益置民众于不顾，无度剥削百姓便感叹，“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孔子认为，只知追求功利置伦常之理于不顾之人缺乏教养，势必成为社会不稳定因素。为调和“君子”与“小人”间的冲突与矛盾，孔子提出“仁”的学说。
“仁”学体系作为“礼”的理论基础，使内“仁”与外“礼”、内圣与外王渐而合一。孔子思想核心之“仁”，认为要达到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的理想状态必由之路是行“中庸”。
二、孔子“中庸”的理论渊源
孔子批判并保留周制“天人合一”的信仰，“祖述尧舜，宪章文武”、 “上律天时，下袭水土”(《礼记·中庸》)。他充分吸收先人优秀思想，建立适应社会发展的理论体系，提出“中庸”的学说。就理论渊源言，孔子是承继了夏、商、周三代文化精神基础的“中庸”观念。当然，主要是为解决实践性伦常之教及与天道的关系问题，这在社会习俗、文化传承等方面有所体现。
首先，原始巫术图腾时代向人本位转变的观念为孔子“中庸”提供了思想基础。周王室认为“商无德而国亡”(《尚书·康浩》)，孔子极推崇周公之典，把道德标准当作贵族君子所志、所据的至极理想人格，把努力提高心性作为达到与天地为一、宇宙同体至极境地的必修门径。“礼”原本作为祭祀祖先神的仪式渐使社会愈加富有秩序，氏族成员聚在一起载歌载舞，“致其敬于鬼神”(《礼记·礼运》)，也使人民更加归顺。在孔子“中庸”体系之中，“礼”是核心观念“仁”得以实现的保障：“克己复礼为仁”(《论语·颜渊》)。若说“礼”是“仁”的形式，“仁”是“礼”的内核，那“中庸”便是使内容(仁)同外在形式(礼)统一的方法论原则。
其次，深远的历史文化及优秀的思想成果为孔子“中庸”提供了理论渊源。孔子极好地表现并发展了夏、商、周的思维方式及理论成果，特别是同时代老子“道”的思想。尧的“允执其中”，周公的“中正”、“中德”，《周易》的“中行”及晏婴的“中和”等，这些无不成为孔子“中庸”思想的重要源泉。
商末周初，社会矛盾突出，思考、解决矛盾的过程中，文王及先哲们“仰观天文，俯察地理，中审人情”，完成中哲史上奠基性著作《周易》。《周易》对前夏《连山易》及商《归藏易》中人们“群”形态的矛盾作用的认识予以承继和发展，开启了中国哲学宇宙生成论的理路，也成为三道(即天、地、人)统一的系统论思维模式。
与此同时，因强调敬德广业、崇德修业，确立了性善论的道德哲学和创造生命的价值系统。当时人们虽受夏商周以来祖宗崇拜影响，并在一定程度上沉溺于其偶像式的崇拜，然恰恰是这种土壤孕育了“中庸”文化。
文明初期，氏族发展不平衡性尚不明显，氏族间相互作用中主、次矛盾不突出，这从箕子“五行”理论中可得。西周末年，社会矛盾再次尖锐，太史伯在肯定箕子五行思想前提下看到金、木、水、火、土间相互关系的主次之分，这时期伯阳父又总结出阴阳二气，并用其间相互作用认识和分析对象，强调统一体两方面的协调对统一发展的重要。此后，《易经》与五行并用，但思想体系仍各有侧重。儒家思想体系较重《易经》认知模式，道家思想体系则重五行。儒家与道家各有不同又相互补充，然正是二者皆崇尙中和的特征使其共同构成中国传统文化主干，支撑中华文明绵延不绝。把握《易经》和五行两种认知模式，将二者有机统一，对理解中国文化尤其是“中庸”思想发展有重要的意义。 《易经》及“五行”，加之老子“道”与“德”学说，与孔子“中庸”内在相通，与战乱纷争中人民社会安定统一愿望整体相合，从总体上反映了上古生活，保留了丰富史料。天道与人事、自然与社会，自然变化律则与社会人事条理相互联系，强调两者的同一及相互感应，强调从大的空间与长的时间考虑问题，以及自然与社会人事相互平衡与和谐。老子的自然之道虚其心，孔子人伦之用诚其心，正是二者与孔子人伦之用的相合才成为不悖的人“道”、宇“道”，世界观、宇宙观由以鬼神为中心的巫术图腾时代向自然、人道的转变才终得以完成。可以说，是“中庸”思想的助推，一切才得以完成。无论哪家学说，其讨论对象无不以“人”作为主体谈及，“人”为学说间相通提供依据。取“中”成为中华民族历来择取的理想状态，也成为各家学说联系的纽带。
再次，社会动荡致使思想纷繁杂乱，基于历史现状，人们渴望能拥有统一理论来指导生产生活。自古先民内心“中”观念使长期小农经济生产模式令人们在生产中逐渐认识执中原则对处理人与人、自然、社会间关系的适用性、实用性。处理与自然、其他部落关系中，人们感受到个体渺茫，为了生存不得不统一行动，和的观念也因此为人们愈加推崇，久之确立了“守中”观念。正确和谐把握人与人、人与社会间的关系，关键在如何处理、把握“度”，怎样能够更好更快实现预定目标、和谐与共、共同发挥作用等都为孔子“中庸”的形成提供了理论基础。
三、孔子“中庸”的逻辑起点
孔子“中庸”，源于三代，传承并弘扬三代文化精髓。早在氏族社会，相传帝喾便有“溉执中而遍天下”(《史记》)观念，尧舜时代又坚守“允执其中”的原则(《论语·尧曰》)。殷周之际《周易》对“中”倾向尤为鲜明，其二、五位的爻一般较吉利，刚柔取其中道，吉辞最多，凶辞最少。传统文化中对“中”的重视为孔子承继，借此作为出发点建构自己的“中庸”思想体系，“尚中”观念成为孔子思想的逻辑起点。[2]“中”，作为孔子品评人物、选才交友的标准，也是其自我修养的行为准则，其代表作《论语》体现尤甚。譬如子贡问师与商孰贤时，孔子回答道“师也过，商也不及”(《论语·先进》)，当子贡继续追问过与不及时，孔子回答却是“过犹不及”(《论语·先进》)。这里孔子便是以“中”作为衡量弟子的标准，即“无过无不及”。又如孔子在选才交友时的“尚中”标准：“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论语·子路》)可见，孔子交友要求合中道，倘若得不到中道之人则退而求次。
其次，“中”也是孔子“中庸”中成就“君子”品格的指导思想和行为原则。子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论语·雍也》)，“中行”体现在“文质彬彬”上。《论语·颜渊》一段话可作注脚：“棘子成曰：‘君子质而已矣，何以文为?’子贡曰：‘惜乎，夫子之说君子也，驷不及舌。文犹质也，质犹文也。虎豹之鞟，犹犬羊之鞟。’”子贡认为文与质同等重要，即礼仪形式与朴实基础对君子同等重要。他还举了一很好的例子说如果拔净两张兽皮的毛则分不出虎豹与犬羊之皮。所以美好素质与合理行为对一个人来说同等重要。
实质上，孔子本人正是以“中”作为自己的处事之方。他说：“吾知乎哉?无知也。有鄙夫问于我，空空如也，我叩其两端而竭焉。”(《论语·子罕》)孔子紧扣“两端”，过与不及，无论认识事物，还是获取知识，抑或思想行为皆以“中”为标准。就道德与行为修养言，孔子的具体方法是“四毋原则”：毋意，毋必，毋固，毋我。(《论语·子罕》)“意”、“必”、“固”、“我”，四种毛病的去除即是戒慎恐惧，亦即是“允执其中”，而其核心仍然是“中”。
总之，“中庸”作为至高评判标准，作为孔子思想体系中最高准则，在具体判断时存在程度合适与否的问题。“中庸”思想作为标准，合乎中道原则就正当、合理，否则不正当、不合理。孔子对“中”的重视使他坚守传统文化的精髓，并以此作为逻辑起点建构其“中庸”思想的逻辑体系。
看了“国学经典中庸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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