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国哲学较之一般哲学理论具体而集中地着力解决治国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以下是小编分享的经典哲学论文，欢迎阅读!
从治国哲学到哲学治国
摘 要：治国哲学较之一般哲学理论具体而集中地着力解决治国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在治国哲学的基础上直接形成治国纲领和指导性原则，通过制度设计，保证政策、策略的实施和落实。《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蕴涵了毛泽东运用唯物辩证原理构建的治国哲学，展现了毛泽东社会主义的治国理念，也寄托和承载着他治好国、理好政的信念和愿望，但是在实践中却滑向了哲学治国，造成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一连串政策策略的失误。
关键词：毛泽东;治国哲学;理论;实践
中图分类号：D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7168()06-0014-04
哲学是实践的最高概括和总结，为具体领域提供理论指导。治国离不开治国哲学的指导以及对国情世情的准确判断和把握。治国哲学具体而集中地解决治国理论和实践问题，在其基础上形成治国纲领和指导性原则。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以下简称《正处》)蕴涵了依据唯物辩证原理构建的治国哲学。
一、毛泽东基于矛盾理论构筑了治国哲学，其社会主义治国理念也由此展开 社会转型期是社会矛盾的多发和易发期，社会利益格局剧烈变化，问题异常突出，能否驾驭它是对政党执政能力的考验。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致力于建立一套新的制度，并期望动员社会力量将其转化成现实秩序。然而在三大改造基本完成后，社会发展的矛盾运动呈现出极其复杂的内容和特点，国际、国内错综复杂的矛盾交织成纵横交错的矛盾网络。从理论上正确认识，实践中妥善解决社会主义社会的复杂矛盾，尤其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性和紧迫性。不仅成为政治生活的主题，也成为治国的主题，更是治国哲学的新命题。
毛泽东始终坚持认为：“革命如不提高理论，革命胜利是不可能的。”[1](p.133)“我们已经进入社会主义时代，出现了一系列问题，如果单有《实践论》、《矛盾论》，不适应新的需要，写出新的著作，形成新的理论，也是不行的。”[2](p.109)
1957年2月，毛泽东在认真分析中国具体情况，尤其是在1956年后探索和试验的基础上，根据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践提出新问题、新经验，撰写并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正处》运用对立统一规律分析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运动，创造性地提出并精辟论述了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理论。每个原理、概念的阐发都颇有针对性，展现了特有的实践理性风格。文章指出:“对立统一规律是宇宙的根本规律”;“矛盾是普遍存在的”，“许多人不承认社会主义社会还有矛盾”，因而“在矛盾面前缩手缩脚，处于被动地位”[3](p.767)。《正处》勾勒出了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治理理论，丰富了他的治国哲学。
第一，在处理人与人的关系上，高度强调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同时，传递出“人治”的理念。1957年1月，中央召开省市自治区委书记会议，毛泽东就提出，“怎样处理社会主义社会的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是一门科学，值得好好研究”[4](p.348)。毛泽东在探讨社会活动中人的行为问题时常使用两个词，即“解决”和“处理”。使用“解决”时常含被动语态;使用“处理”时更多强调主动因素。由此可见，《正处》的主题是引导人民群众、国家工作人员学会在实践中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矛盾的本领，从而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人。其出发点是积极的，但忽略了制度设计的刚性保障，用当下的“法治”理念解读，较多显露出“人治”的色彩。
第二，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上，提出“向自然界开战”[3](p.770)，把人与人关系的规律套用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过度强调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正处》坚持用唯物辩证法的基本原理，从国情出发探索中国工业化的道路。认为“社会主义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和我们主观认识之间的矛盾，也将表现为人与人之间的矛盾”[3](p.797)。通过向自然界开战的形式，“发展我们的经济，发展我们的文化……巩固我们的新制度，建设我们的新国家”[3](p.770)。殊不知，与天斗与地斗属于自然斗争，与人斗属于社会斗争。忽视了人与人、人与自然等矛盾之间的差异，以至于多了几分敢想敢干，少了几分对客观规律或者说对自然必要的正确认识与敬畏。《正处》希望通过增产节约来精简机关和下放干部，同步实现经济上和政治上的双重重大意义，从而一揽子解决经济、政治问题，在改变穷国落后面貌的同时克服主要存在于干部中的铺张浪费、脱离群众、喜欢计较个人名利等危险倾向。模糊了社会斗争和生产斗争在形式、手段上的区别。
第三，在处理国与国或党际关系上，倡导尊重差异，却无意间弱化了开放意识。从实际出发造就了毛泽东的自主性思维，这表现在他的治国哲学中自始至终贯穿着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这一主线。尽管《正处》未出现“独立自主”几个字，但通篇洋溢着独立自主精神。从哲学意义上说，独立自主就是肯定事物运动的源泉在自身，发展的动力在于自身的矛盾，推动事物发展必须依靠和发挥内力作用，在革命和建设中发挥独创精神。在独立自主与依靠外援这两个矛盾方面，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决定事物的主体、主流和本质。不仅在中国的建设实践中笃信并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还推己及人，指出，“各个社会主义国家和各国共产党的情况各不相同，因此，我们并不认为他们必须或者应当采取中国的做法”[3](p.789)。提倡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发展是值得肯定的，遗憾的是，“独立自主”仿佛影响了毛泽东的“开放”视域及其现实选择，在提到“向一切国家好的经验学习”时，强调突出“主要的还是要学苏联”[3](p.798)。忽视“开放”的自主选择性致使在实践中向外国学习的思想难以贯彻，尤其是当苏联经验暴露出问题时，只能必然地关闭“开放”之门。
二、毛泽东治国哲学中的个性思维特征 哲学系理性思维成果，但并非纯理性的结果，因为一切哲学思想都无法撇清哲学家的个人因素，哲学家的个人经历、性格、气质、品质都会影响他对哲学的理解。在当时的领导体制下，毛泽东的价值取向会顺理成章地成为权威价值，哲学观点也超越了个人学术思维范畴，从而不同程度地影响乃至左右党的集体思维方式。
第一，毛泽东的治国哲学蕴含了强烈的斗争思维。毛泽东经常使用“矛盾”这个词，在他的辩证法中，斗争性是永久的。他坚持认为自然和政治现象，都要服从斗争或矛盾引起事物变化这一共同的发展规律。他指出，过分强调对立面的统一，而不强调潜在的矛盾，会导致人们只满足于现状。正确的做法是要不断强调一分为二，突出斗争的持续性，统一与平衡的暂时性。他的早期哲学著作尤为强调斗争的绝对性。并主张用一种思想方式来反映世界上斗争的存在。因此，辩证法裹挟其思维方式渗透在他涉足研究的每一个问题之中，矛盾、斗争、辩证法构成了他的中心理论。我们知道一种思维常常是与一种体制相适应的，执政时期与革命时期，因为角色变了，制度也不同了，思维也应当由革命时期“斗”“破”思维转向“立”“和”思维，斗争哲学转向和谐哲学，成为占统治地位的基本理念。由于忽视斗争性的时代前提，为此后处置矛盾失当埋下了伏笔。
第二，毛泽东的治国哲学是政治伦理型的，以伦理为中轴是其思维特点。从哲学形态看，伦理道德和价值取向在毛泽东的治国哲学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青年时代的毛泽东，就怀揣着改造哲学重构价值判断系统的理想。早在1917年8月，毛泽东就在致黎锦熙的信中写道：“宜有大气量人，从哲学、伦理学入手，改造哲学，改造伦理学，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1](p.49)从中可读出三层含义，第一，哲学作为认识论是历史的动态的，总是随着社会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发展的，否则就没有生命力了，所以必须适应时代需要，去总结和汲取这些新成果;第二，改造社会应从改造哲学和伦理学入手，哲学伦理学改变了，国家和社会才会根本改变;第三，将哲学从被禁锢的书斋中解放出来，变少数精神贵族垄断为广大群众摆脱精神奴役的思想武器，让辩证法从哲学家的圈子走到人民群众中去。
哲学解放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特征和要求。马克思主义不仅肯定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还肯定社会意识一经形成又具有相对独立性。这在理论上论证了哲学改造的可能性。建国初期，毛泽东开启了哲学改造之旅。哲学普及与解放的实质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为革命和建设寻找答案。美国学者特里尔评价说：“作为一种学说的倡导者，毛泽东胜过以往任何一个政治家……他是赋予马克思主义以新的东方道德标准的哲学家。”[5](pp.252,253)为推动哲学的群众化和大众化，毛泽东针对干部群众的一些思想状况，批评了轻视哲学和将哲学神秘化等两种错误观点，指出首先要破除哲学的迷信，其次要改造哲学教科书，以通俗的语言、切身的经验实例、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深入浅出地表达抽象的哲理。他本人就是这方面的出色实践者。
经过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的活动，很多哲学词汇、哲学常识、马列主义立场观点方法逐渐在群众中普及、扎根。诚然，哲学深入群众的程度必须视哲学满足实践需要的程度而定。有外国评论家认为，不了解哲学词汇就不可能了解中国的现代生活[6](p.75)。不可否认，核心价值调控和制约整个社会系统的运行轨迹和发展方向，但也须承认一个健康的社会体系须臾不可剥离法律、制度等要素。治国实践中，重价值轻制度无论如何不可取。
第三，毛泽东的治国哲学体现了敢想敢干的速决性思维。所谓速决性思维，即在思维的导向和价值取向上倾向于立即解决问题，速战速决。与毛泽东的战斗性一样，速决性思维表现了毛泽东敢于面对现实和对主观能动性的推崇。速决性思维可缩短决策过程，奏效快，然而受客观条件制约的程度极高，决策的“边际效应”和“外部性”较难把控，在哲学形态上容易滑向主观性思维，强调主观努力，夸大意识的能动作用，以主观随意性代替客观科学的论证，严重的话会蔑视客观条件的制约，从欲有所为到有所作为，乃至为所欲为。在治国实践中会倾向靠政策、决议治国，轻视法律支撑和制度支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认为，无论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还是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都不是自动的，都离不开人的能动性的发挥，不充分发挥自觉的能动性，人类就不能进行抽象的思维和从事主动实践，就不能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换言之，就是在人的参与下，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的决定作用，除了具有绝对性，还具有相对性。
然而，主观能动性的发挥，过犹不及，在这方面我们有着惨痛的教训。1958年8月，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上坦言：“人民公社发展的主要基础是我国农业生产全面的不断的跃进和五亿农民愈来愈高的政治觉悟。”[7]大跃进、人民公社、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就是过分夸大主观规律性，忽视客观条件酿成的失误。建国初，无产阶级依靠政权力量，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主要生产资料等均采用国家所有形式，归国家支配，仿佛政权的意志在一切方面都可以起决定作用，可以忽视经济自身发展规律，向经济发号施令，可以不顾自然规律，粗放发展，任意攫取资源，等等。导致国家行政权力对经济指导职能的绝对化。
三、忽视制度转换，治国哲学滑向哲学治国 治国固然离不开治国哲学的指导，然而，治国哲学属理论思维层面，它不能替代制度建设，政策也不能取代法律，若将治国哲学误读为哲学治国，直接用于实践操作，极易在实际工作中造成失误。《正处》对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论述，堪称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但在著作发表后不久，先是发生整风和反右派斗争扩大化问题，严重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随之在经济建设方面发生了严重偏向。反思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哲学理论与制度不同构，直接用哲学成果指导社会运行，缺乏现实的可操作性。哲学是人类思维的高度抽象，包含着我们认识现实问题所要寻找的答案，但哲学不能为解决现实问题提供现成的方案。哲学成果需要具象的转换才易于实践和使用。如观念形态的治国哲学，只在理论上论证事物的内在联系，要实现从思维层面向操作层面的转化，使之从“应然”变为“实然”，尚须制度依托。通过规范化、程序化的体制和制度载体，具体化为各个领域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才能作用于政治、经济过程，发生实际效用。否则，直接用于实践领域，缺乏可行性。这实质上是方法问题，毛泽东一向推崇实践方法，常讲“有了正确的方针政策，如果在工作方法上疏忽了，还是要发生问题”[8](p.1440);“我们的任务是过河，但是没有桥或没有船就不能过。不解决桥或船的问题，过河就是一句空话。不解决方法问题，任务也只能是瞎说一顿”[6](p.54)。周恩来也赞其“不但有理论，而且有实践的办法”[9](p.335)。“平衡论”是毛泽东的重要哲学观点，他反复强调“平衡，就是矛盾的暂时的相对的统一”。这种平衡“会被矛盾的斗争所打破”[3](p.769)，“不平衡是一个普遍的客观规律……是经常的、绝对的”[10](p.111)。平衡不是天然的、固有的，需要通过斗争来实现。在这里，不断打破平衡，寻求发展的哲学推导是成立的。然而，过于强调对立面之间的斗争关系，淡化互补关系，忽视了和谐也是一种平衡的社会机理。在实践中试图用不断革命的方法去促进生产的发展，不停地进行生产关系的变革，一味地开展上层建筑领域的革命，步入了急于求成的误区。制度建设乃系统工程，最忌轻率和急于求成。辩证法首先是观点，然后才是方法。哲学上的方法论，与通常所讲的方法分属两个层次的概念，前者属于世界观层面，是从各种具体方法中概括出来的最一般的方法原则;后者则是哲学方法论在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的现实活动中的转化形态，是实际工作中采用的具体方法、方式或手段。
第二，缺乏制度转换，导致在哲学观点和现实之间常常出现矛盾现象。马克思说：“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真理性，这并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11](p.16)感性认识通过抽象飞跃到理性认识，理性认识通向实践需要以试验为手段。毛泽东以一个哲人的热忱关注人类、自然和宇宙问题，较好地完成了第一个过程。然而在治国理政的实践环节，却数度暴露出问题，陷入了理论与实践的误区。如，在理论上坚持认为“没有事物是不包含矛盾的，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12](p.305)。“世界上的每一差异中就已经包含着矛盾，差异就是矛盾。”[12](p.307)在实践中却忽略矛盾的实在性，实行平均主义分配原则，缺少激励机制的“大锅饭”，不仅显失公平，也无益于提高社会生产率，阻碍了社会的良性发展。又如，他时常强调，“一切真知都是从直接经验发源的”[12](p.288)。哲学乃理论范畴，理论的生命力在于密切联系实践，任何思想的自满及其绝对化势必导致僵死的教条和独断。因为认识是无止境的过程，所以哲学思辨的素材不断丰富，哲学思考亦无止境。这是毛泽东推动哲学改造的一贯原则。然而，在社会主义改造提前完成，国民经济迅速恢复发展，社会主义道路探索初步展开等一个接一个的胜利，使冲天干劲和科学精神发生了某些脱节[13](p.531)，毛泽东骄傲了，急躁了，以至于说，我们说的、做的超过了马克思，超过了列宁;辩证法在我国有很大发展。他自己这样讲，理论宣传中，则讲得更凶。大跃进人民公社都是创造性发展，谁说半个“不”字就是右倾机会主义[14](p.599)。“这时候我们是一些蠢人…干过许多蠢事”[3](p.833)。
第三，忽视制度转换，导致过度倚重决议和政策治国。“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8](p.1298)“一个革命政党的任何行动都是实行政策。不是实行正确的政策，就是实行错误的政策;不是自觉地，就是盲目地实行某种政策。”[8](p.1286)这里阐明的是党的政策策略同党的认识过程和全部实践密不可分的联系。制定和实行政策策略是党领导群众的基本方式，是调节社会利益关系的重要手段，不可或缺。如不能处理好政策与制度建设的关系，就无法为社会运行提供良性的稳定机制。1953年过渡时期总路线实施后，尤其是50年代中后期形势的复杂多变，毛泽东开始感觉法制不如政策灵活、应变快，在公开场合片面强调会议决议和政策在社会管理中的重要性，在法制问题上，甚至提出负面影响极大的观点，直接导致二届人大一次会议和人大会第四次会议相继撤消了司法部、监察部和国务院法制局。出现过度倚重决议和政策治国的倾向。
回顾历史我们悟出，“善政”和“善治”皆取决于“善制”，靠“人治”远不及“法治”。必须处理好政策选择和制度设计的关系，创新社会管理，保障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和政治民主的健康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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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的人生 哲学的电影
[摘要] 英格玛·伯格曼的电影以简约的影像风格、沉郁的理性精神和对生与死、灵与肉、精神与存在等一系列问题的探索，是对人生意义个性化的沉思。把哲学的命题作为影片的主题，这一直是伯格曼影片的标签，他的一生都是用电影的语言来思考和演绎哲学问题，他的每一部影片都是一连串的反思与怀疑，否定和批判成为他的电影的基本精神特质，伯格曼通过电影打通了电影与哲学的关系，成为了世界影坛上为数不多的将电影纳入严肃哲学话题的人物之一。
[关键词] 伯格曼 电影 哲学 思考
doi：10.3969/j.issn.1002-6916..24.005
电影作为一种社会文化活动，在人们的生活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尤其是近年来电影本身出现的哲理化倾向，使得哲学这一命题在电影中有了广阔的生存空间。7月30日，瑞典电影大师英格玛·伯格曼悄然离去，从此电影界又失去了一位以电影为生命并为之做出杰出贡献的电影大师。英格玛·伯格曼一生共拍摄了56部电影，他的电影是对人生意义个性化的沉思，显示了欧洲人对于人生哲学、生命意义探索的喜好，把哲学的命题作为影片的主题，这一直是伯格曼影片的标签。因此，伯格曼的影片是电影中的哲学，将伯格曼称为电影界的哲学家，也并不过分。
1918年7月14日，伯格曼出生在瑞典的布萨拉，瑞典是富裕的北欧国家，它的社会现实，决定了英格玛·伯格曼电影的基调。瑞典生活富裕而稳定，每一个人无需对金钱有太强烈的欲望，使得人们有较多的精力关注自己的内心和感受。伯格曼的电影，经常表现富裕生活背后人性的不完满，人性的缺陷被充分暴露。在物质生活不再给人压力的状态下，幸福、快乐、满足依然是浮光掠影，内心深处总是难以捕获最简单而持久的满足。伯格曼的电影表现了自己对这些问题的深刻感悟，对应了欧洲社会很多人的共同感。
伯格曼由于其独特的生活背景和个人性格，使得他对生活本质意义的思考显得敏锐、准确和细腻。然而，这也是他痛苦的原因。伯格曼晚年孤身一人居住在一个只有几百户人家的波罗的海小岛上，他的一生一共有5次婚姻或同居，共有9个孩子，但是，没有一个孩子留在身边。他在晚年承认自己是个胆小鬼，害怕人群，内心的孤独无法排遣，他还说自己是一个永远记恨的小心眼，因为他有一次挥拳打了批评他作品的评论家。中国古话说，“人之将死，其言也善”，英格玛·伯格曼在晚年袒露自己的内心，一方面是他诚实面对生活、诚实面对自己的表现，另一方面也是他试图为自己的一生的不快乐寻找答案。他一直在思考，思考人存在的困惑等许多常常困扰我们的问题。所以伯格曼的一生没有和哲学分开过，无论是在光怪陆离的电影当中，还是在寂静的小岛上，伯格曼一直干着一项工作——用电影来演绎哲学，用哲学来解释存在。
一、对个人与现实之间的思考
伯格曼一直在思考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点点滴滴，在他的大多数影片中人与人的关系是复杂的、敏感的、紧张的。他们中有的拒绝交流，有的却戴着面具交流，有的虚伪自私，有的难以抗拒诱惑，伯格曼自始至终都在试图揭示人在现实当中的隔阂和疏离。
以《假面》①为例，伊丽莎白不愿说话，表明她放弃社会角色，希望摘下面具找回自己，单纯的艾尔玛为了尽职，也为了解闷，却什么都说，但说着说着却发现自己并不了解自己，最要命的是自己想的和做的不一样。在伊丽莎白面前，艾尔玛起初并不愿意满足于向一位明星倾诉常人的悲喜。她说自己26岁，已订婚，热爱护士职业，而这些都是角色，也就是假面。
真实从性开始，有一天她讲了自己野合的故事。故事就在这里巧妙地转折，艾尔玛看到伊丽莎白在写给别人的信中透露了她的野合故事后愤怒无比，也就是说她接受不了自我被真实的曝光。交流的难以实现在这里就展开了，艾尔玛开始想方设法折磨伊丽莎白，而伊丽莎白依然选择沉默，巨大的交流阻力在这里爆发。
艾尔玛以为伊丽莎白是病人是弱者，而伊丽莎白则把她当成了研究对象，其实本来没有那么复杂的关系在这里就变得敏感而一触即发，即使最后把她们归结为一个人，伊丽莎白和艾尔玛之间的交流还是难以实现的。她们都把思维禁锢在自己的世界里，于是总觉得外界的一切都是那么不可思议，其实抛开了所有，你苦苦追求的那些若有若无的东西的价值又值多少呢?
“电影的特写镜头是突出细节描写的艺术。它无声地展现了重要的、本质的事物：不仅描写，而且评价。”②伯格曼镜头下的演员，每一张脸都是一个故事。他认为“特写”可以直触情感的世界，在伯格曼摄影机的描绘下，大多数人活得没有尊严，内心充满蒙羞、郁闷、愤懑。他的主人公总是试图克服个人与现实之间的矛盾，在痛苦和困惑中寻求超脱，但往往又是徒劳的。很显然，他的电影基调仍然是强调人的悲观，在伯格曼看来，他的主人公的命运就是这样让人费解，都在痛苦中挣扎，却又彼此不理解，于是冷漠，隔阂就在现实当中有了广阔的生存空间。
二、对两性情感关系的思考
人们把两性关系比同两个大国的关系，可见男女关系是多么难以处理。在伯格曼的影片中两性之间的关系同样表现得左右为难，主人公常常在痛苦当中徘徊。就像影片《狼之时刻》里的主人公艾尔玛对着镜头发出的疑问一样：在爱的世界里怎样才能恰到好处?影片中的男主人公约翰虽然得到了妻子艾尔玛的真爱，可是这份既存的感情还是与后来他和情妇维罗尼卡之间新生的感情相冲突。于是极度的兴奋与烦恼不时袭来，难以平息，而蜕变成一种感伤、空虚、孤寂和不安的心境。在这时候人心和人性都成了无根的浮萍，开始在欲海里沉落，约翰最终没有抵挡住色魔的诱惑。当他背叛发妻去和城堡里的旧情人维罗尼卡幽会时，他的灵魂就被心魔所控制，色欲让他忘乎所以，不计后果，最终将生命引向悲剧。约翰最终没有向神靠拢，而是投向了魔鬼的怀抱，这是人性的软弱和人性堕落的表现，也让他自食其果，留下孤独的妻子艾尔玛承担由他的过错造成的结局。
伯格曼通过他们的故事告诉观众，情感危机、错位对一个人生活的影响和人们将为之付出的代价。在两性情感的交往中，真爱被许多东西所粉饰，不是人不够真诚，而是爱成了伤害，主人公都成了感情的奴隶。
三、对女性之间关系的思考
对于女性的面孔，伯格曼有着足够的迷恋和尊重，他总是让镜头离演员的面孔更近些，用眼神和面部肌肉的风暴，带给人们心灵巨大的震撼。诚然，伯格曼对女性有着他异于常人的洞察力，但和其他关怀女性的导演相比，如阿尔莫多和沟口健二，伯格曼没有将女性奉若神明的胸怀，连关心也谈不上，他只是冷冷地注视着女性内心深层的切口。活在伯格曼光影里的女性形象并无太多的性别特征和感召力，她们和伯格曼电影中的男人一样模式思考着的，痛苦着的，外加一份女性特有的忧郁，也更加具备了言不及义和冷漠的风范。在伯格曼的影片中女人之间的关系充满了诡异的色彩。
像影片《假面》中艾尔玛和伊丽莎白一样，起初艾尔玛很悉心的照顾伊丽莎白给她讲自己生活的点滴，从自己的社会身份到第一次性经历，艾尔玛都滔滔不绝地讲给了伊丽莎白，而伊丽莎白看似在听，实际上是听之任之的态度，并且把艾尔玛当成心理研究的对象，而当艾尔玛得知自己被伊丽莎白当成研究对象而不是朋友时，她几乎崩溃，她开始折磨伊丽莎白。但风波过后艾尔玛重又恢复温柔本色，她让伊丽莎白靠在自己的胸前，她仿佛看清了自己。伊丽莎白也是一样。人们最爱的是自己，最恨的也是自己。无论爱恨都成了一桩身不由己的极端“自私”的行径。在影片的表现中，伊丽莎白代表了女性暗哑的一面，艾尔玛则是女性明快的一面，实际上却殊途同归，共同步入交流无望的困境，变得更加虚无。在伯格曼冰冷的影像背后，洞穿的是人类对个体自身的虚妄的排解。也就是说，不管是演员还是护士，她们实际上是一体的，她们是一个人。
像艾尔玛和伊丽莎白这样的重叠影像，其实也表现在影片《安娜的激情》里面爱娃和安娜身上，虽然在现实生活中爱娃和安娜是两个不同的人，但她们的情感经历着同样的危机与错位。所幸的是她们俩之间没有发生正面的冲突，而是在各自的情感世界里挣扎，在挣扎的同时，她们实际上走上来了同一条没有未来的情感旅途，完成了在事实上角色和身份的融合。
四、父母与子女关系的思考
伯格曼在后来的回忆中，一再流露他童年时对父母之爱的渴求和得不到这种爱的怨恨。在他的影片中，父母与子女的关系总是显得有点紧张，伯格曼对父母与子女关系的表达是残忍的，尤其对母亲，伯格曼更是毫不留情。在影片《假面》中，伊丽莎白撕掉了丈夫寄来的儿子的照片，并且试图几次打胎，憎恨责任、害怕痛苦、厌烦自己的孩子、放弃说话权利的伊丽莎白这时开始让人痛恨。其实在影片刚开始伯格曼就用伊丽莎白冷冷的面孔面对裸体的儿童，在影片的最后他终于把自己的意思表达给了观众，在这里伯格曼对母性的攻击得到了很大程度上的宣泄。 不过，对伯格曼而言，仅仅这些是不够的，所以他在《秋日奏鸣曲》③里对母性做了依次剖析：艾玛一直生活在母亲强大的阴影下，她极其谦卑地生活，很压抑地爱着，但当她有了孩子后，她再也压抑不了自己，蕴积多年的爱爆发了，但不幸的是她的孩子夭折了，心灵的残缺再也没有弥补的空缺了，所以她把一切的恨都迁怒于母亲，借着酒劲她开始发泄对母亲多年的怨恨，而夏洛特自己却用烟来保护自己，在烟和酒制造的气氛中，女儿的爱恨交织和母亲的麻木冷漠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但是在影片《芬尼与亚历山大》中，妈妈变成了孩子的保护者，她们伟大而强悍，为了孩子，她们开始和外界抗争，至此可以看出伯格曼对母亲的怨恨彻底的释放，一切变得阳光灿烂起来。
五、对宗教的思考
在伯格曼的所有作品中，最令人振奋的无疑是《第七封印》了。伯格曼正是凭借这部长片而获得了国际影坛的尊敬。影片通过男主角参加十字军东征的游历过程，大胆地提出了几个咄咄逼人的主题。首先，伯格曼肯定生存的痛苦、个人的孤立无援，接下来他大声质问生与死的问题，大声质问人与上帝的问题，质疑一种生存状态，却找不到可以归去的精神家园，这一直是伯格曼的痛苦所在，也是伯格曼影片的特质之一。
伯格曼的父亲是瑞典国教的高僧，他的家乡布萨拉是瑞典闻名的欧洲小城，这里古老的大学和教会以及中世纪遗物和装饰，都是构成他好多作品的题材。同时宗教家庭和家乡浓厚的宗教气息对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尤其是被称为农民的壁画特别多，这构成他以后《第七封印》的题材。另外海盗时代也为他《处女之泉》提供了背景。但他的宗教家庭对他影响最大，当时宗教生活的刻板伪善，使他对僧侣、律师、医师等职业产生怀疑。在70年代接受瑞典电视台采访时，伯格曼说：“一种巨大的怨恨建立在我和父亲之间。有一天，他打了我”。这种难解的心理情结一直贯穿着伯格曼的电影生涯。在伯格曼自己看来，他的世界中，所谓的上帝是不存在的，但在事实上伯格曼眼中的上帝和父亲是一体的。因为对父亲的反抗，他也和上帝开始决裂，所以在他的许多影片当中伯格曼总是让主人公去探讨上帝存在与否的问题，并且对上帝存在的问题也安排了追问和争论。
结语
作为一名电影导演，伯格曼从1940年踏进电影界开始，他每年的电影产量是一部，而且多数都成了国际上赫赫有名的影片，做到这些是很了不起的，可伯格曼要做的不仅是这些，英格玛·伯格曼终其一生的电影都是在表达自己的内心感受，从来没有故意要迎合观众。但是，由于他在深层问题上的思考具有哲学的普遍意义，因而，他的思考方向获得了观众的认可。很多人通过伯格曼的电影发现，许多生活中司空见惯的事物，原来充满了矛盾。无论是《野草莓》、《假面》、《狼之时刻》、《安娜的激情》、《沉默》，或者是他后期的《呼喊与耳语》、《芬妮与亚历山大》，他都在用电影的语言来思考和演绎着哲学问题，他的每一部影片都是一连串的反思与怀疑。否定和批判成为他的电影的基本精神特质。伯格曼通过电影打通了电影与哲学的关系，或者说，他把电影的精神品格提升到与哲学可以并驾齐驱的高度，从而使电影完全汇入到了人类现代主义文化思潮之中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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