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学说既可以促进也可以阻碍对现实的探索。以下是小编分享的哲学论文范文，欢迎阅读!
哲学与反哲学
[内容提要]哲学学说既可以促进也可以阻碍对现实的探索。本文从实用的标准出发，探讨了几种主要的哲学与“追求真理”之间的八种关系，并尝试回答了这些哲学是否有助于我们认识事物，或者是否阻碍了知识的前进。
[关键词]本体论 实在论 理性经验主义 系统 反哲学
一套哲学学说既可以促进也可以阻碍对现实的探索。比如说，实在论(realism)有利于这种探索，但建构主义一相对主义(constructivism-relativism)则敌视这种探索。一套哲学也可能暖昧矛盾：某些方面开明，某些方面蒙昧。比如说，莱布尼兹的逻辑和认识论是先进的，但他的泛心论(pan-psychism)和单子论(monadology)则是落后的。卢梭的政治哲学是进步的，但在科学方面是反动的。浪漫主义在艺术方面是革命性的，但在哲学上是反动的。实证主义一方面提升了科学研究，另一方面又因为将科学研究局限于“描述表象”，从而阻碍了科学研究。马克思主义强调所谓的物质因素的重要性，因此有益于社会科学的研究，但也因为低估了其他因素，并承袭了黑格尔的晦涩与混乱，从而损害了社会科学的研究。
此外，一套本来很进步的哲学，可能在被体制采纳之后而变得保守，像亚里士多德主义、笛卡尔主义、莱布尼兹主义、马克思主义都是如此。若要有助于促进科学技术的发展，哲学就必须与科学技术齐头并进，而不是变得僵化。
以上的讨论意味着，哲学家应该更加关注科学技术，而且科学家和技术人员也应该根据哲学所带来的成果来评价哲学。比如说，他们不应该根据清晰(clarity)的标准来看待现象学和语言哲学，而是应该追问：它们是否有助于我们认识事物，或者反过来说，是否阻碍了知识的前进?
以下将简要探讨几种主要的哲学与“追求真理”的关系，依此来评估我所提议的“根据‘凭着它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它们来’
(出自《圣经》。——译者注)的实用标准来衡量这些哲学”是否有理。
一、助产士(midwife)
无论在任何领域，只要是认真的研究者，都会尝试“正确”地思考，也就是试着清晰、一贯地思考。这就是为什么理性主义的哲学有助于研究。相反，海德格尔、萨特、德里达、德勒兹、瓦蒂莫(Gianni Vatti-mo)、伊利格瑞(Luce Irigaray)以及他们的模仿者所表现出来的那些文字特技，不是荒谬，就是琐碎。正如戈雅(Francisco deGoya)所言：“理性沉睡，群魔四起。”
我认为，后现代主义，特别是存在主义，可以说不是荒谬，就是琐碎。比如，胡塞尔在其著名的《欧洲科学的危机与超越论的现象学》中写道：“我作为原初的我，构成我的超越的他者的地平线，而这超越的他者，是构成世界的超越的互为主体性的共同主体。”如果还有怀疑，请看下一页：“这个当前的‘我’，这个在延续的原初领域中已经延续着的‘我’，在自身中将他人建构为他人。自身的时间化，可以说透过离开当前的作用(即透过回忆)，在我的消除疏异的作用(移情作用作为更高阶段的离开当前的作用——亦即将我的原初在场移入到纯粹当前化了的原初在场)中有其类似物。”
无论如何，后现代主义，特别是存在主义和“弱思想”(weak thought)，反对知识向前发展，因为它们冒充成思想，还让学生去记住一些因为不了解而以为深奥的公式。老师们不敢告诉他们，国王其实没穿衣服。
若没有最起码的理性，我们便哪里也到达不了。当我们研究的是观念对象(如数系或理论)时，理性是必要条件和充分条件。但如果我们有兴趣的研究对象是具体(物质)的对象，那么，莱布尼茨式的激进理性主义就不适当了，因为这等于采取了先验主义，其武断程度与非理性主义毫无二致。
激进的经验主义也不适用于科学技术，因为它低估了要对某些虽然真实、但却无法直接感知的物、性质或过程(如电子、社会关系)进行理论化的工作。如果我们要认识或控制真实的事物，最适当的策略就是“理性经验主义”(ratioempiricism)，即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的综合，它有助于将想象与观察、计算与实验结合起来。
然而，并非所有把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结合起来的方法都行得通。比如说，康德把坏的理性主义(即先验主义)与坏的经验主义(即停留在表象的现象主义)结合起来。相反，科学实在论则结合了经验主义对经验检验的要求，以及理性主义所追求的用假说和理论来解释表象(而非停留在表象)。
简言之，对探索现实最有利的理性经验主义综合方式，是采取科学的研究路径。若改写恩格斯对黑格尔的评论，我们可以说，科学技术必须从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当中汲取的是它们的方法(假说一演绎推理方法和经验检验)，而不是它们各自的系统——唯心主义本体论和现象主义。
如果我们想要探索现实，就不能只是像恩披里克(Sextus Empiricus)和其他激进的怀疑论者那样拒绝接受任何学说：我们还必须针对“我们想要认识什么”以及“我们能够认识什么”提出假设。这些假设可分为两类：本体论(与现实有关)的假设和方法论(与研究有关)的假设。例如，研究者可能假定宇宙是一个连续体，或者假定宇宙由粒子组成;他也可能假定研究者可以完全认识或在某种程度上认识宇宙，或是假定宇宙基本上是神秘不可解的。
自现代性于1600年左右出现开始，科学家和技术人员便倾向于将事物视为“系统”或“系统的组成”，并假定可以一步步认识这些事物。换言之，科学家和技术人员逐渐拥抱了系统性的研究路径。这种路径假定，一切事物或者是系统，或者是系统的组成成分。我们只需回忆一下科学家是如何发现行星和恒星系统、心血管和神经系统，以及(更晚才发现的)神经内分泌免疫系统、生态系统和(从家庭到国际体系等的)社会系统的。
系统性的假说要求我们去分析整体，并揭露或抵消可能与这些整体发生互动的实体。有各式各样的系统：概念系统(例如理论和分类)、物质系统(例如分子和有机体)、符号系统(例如文本和图表)。 大家都有个心照不宣的共识：自然系统是物质系统，因此无法被纯粹的理念所影响。例如，我们都相信测量工具不会服从于使用者的一厢情愿。这并不是说自然主义者否认心灵层面的存在：他们只是否认心灵层面可以脱离大脑而独立存在。
的确，在社会研究中，有许多人相信，一切社会层面的事物都是精神性的，这也就是“精神科学”(Geisteswissenschaften)一词的由来。这个假说会让人把焦点放在社会的象征层面：语言、神话、规范、仪式等等。但同样真确的是，优秀的当代人类学者首先会去了解他所研究的部落的成员是如何谋生的：首先要活着(primum vivere)。洞穴的壁画可能具有也可能不具有实用的用途，但壁画的作者无疑是活生生的人，通过劳力来获取食物、住所、人际交往和安全。
简言之，每一个(自然或社会)科学家都会或隐或显地采用各式各样的哲学原则，其中最重要的几项是：清晰、理性、实在论、经验检验和系统论。包含了这些原则的哲学，便能够发挥苏格拉底所自诩的助产术(midwifery)的功能。
比较没有疑问的是，苏格拉底之前的人已经为古代科学的诞生和成长铺好了道路，他们勾勒出一套自然主义的世界观，特别是原子理论。同样真确的是，大约同时，印度也出现了类似的概念，但却没有产生科学。这意味着，自然主义(或唯物主义)虽然是产生科学的必要条件，却不是充分条件。除了自然主义之外，还需要有好奇心和求知的勇气，而这些恰恰是古希腊的思想家和商人精英所具有的特征。此外，如德拉哥内蒂(Carmen Dragonetti)所强调的，希腊人并没有《吠陀》这类宣称可以解释一切的圣典。希腊人也没有婆罗门这种教士阶层，负责传播经文，留意经文的规定是否有被遵守。印度的知识分子服从于这个教士阶层，并被束缚在巫术宗教的思想之中，但希腊的思想家则可以自由质疑各种教条，并要求证明或证据：他们正是原始意义上的“哲学家”。
二、老师(teacher)
哲学家可以帮助科学家去分析、提炼他们的概念，并能将他们的各种预设摊在阳光下。哲学家还能帮助科学家用更好的方式论证，并质疑各种(因为行之有年或被伟大科学家所认可而)看起来清楚明白的假说、方法和研究发现。哲学批评可以找出障碍、推动进步。下面让我们回忆一些近来的例子。
“弦理论”(string theory)虽然40年来都无法提出任何有道理的东西，但在物理学中仍然很流行。科学哲学家有正当的理由去怀疑这种理论是伪科学，因为它违反了波尔(Niels Bohr)和爱因斯坦80年前首先提出的一项基本原则：一个新的理论不应该放弃先前的理论所取得的坚实基础。弦理论显然违反了这项原则，因为它假定时空有11个维度，而非4个——这个预设与所有的物理学相抵触，因而使它变得极为牵强。
同样，数字物理学(digital physics)假定宇宙的基本组成是“比特”(bit)，因此是符号而非物理实体，这便违反了这项定义：一切物理性质的事物都只具有物理性质，例如能量。
另一个很好的例子是量子理论的哥本哈根诠释，亦即主张量子理论的所有公式都指涉实验情境。但即使是简单检视一下该理论的基本公式，也无法发现这种指涉实验的状况，更不用说指涉观察者了。此外，天体物理学认为理所当然的是，理论即使在恒星内部也依然有效，而我们是不可能在这些区域进行实验的。当哲学家指出并驳斥量子物理的主观主义成分时，便为量子物理的客观主义(实在论)诠释做好了准备。
在这三个例子中，哲学家都有正当的理由去批评科学家，让他们了解自己已在无意间采用了不恰当的哲学，比如贝克莱主教和康德的主观主义唯心论。
称职的、有益的哲学老师始终存在，但是差劲的老师更多。且让我们回忆一些据说“纠正”了科学的著名哲学家：(1)康德试图纠正牛顿的天体力学，发明出一种可以抵消引力的排斥力，从而可以用一种直观的方式解释行星轨道;(2)黑格尔拒绝开普勒之后的所有科学，包括牛顿和欧拉(LeonhardEuler)的力学，以及道尔顿(John Dalton)和贝采利乌斯(J?ns Jacob Berzelius)的原子化学;(3)直觉主义者柏格森写了一本书来反对狭义相对论，但还好他气量大、够精明，没有让这本书广为流传;(4)维特根斯坦曾谴责当时刚开始发展的认知神经科学，宣称把心灵和大脑联系在一起是很“危险”的;(5)波普尔几十年间皆主张演化生物学是一种形而上的理论，而非物理性质的理论;心灵和大脑会产生相互作用;新古典微观经济学是正确的;(6)福多(Jerry Fodor)近来宣称，达尔文并不了解自然选择(即“天择”)的概念。
三、守门人(gatekeeper)
哲学的传统任务之一是捍卫自己的边界，特别是防止神学家和神秘主义者的入侵。历来也有哲学家一心想要在科学面前维持哲学的独立性。有些哲学家则大力提防伪哲学和伪科学。前两项(捍卫边界的)任务可以说执行得相当成功：宗教性的哲学自文艺复兴晚期以来就被边缘化，而科学性的哲学虽然被宣告了好几次，但最多只是还在进展中的工作。特别是新实证主义，虽然一开始曾被视为科学，但实际上离科学还相当遥远。
第三项任务，即提防混淆“文字游戏”与“哲学”、“伪科学”与“科学”，未来仍会是重要主题，因为把花哨的字眼凑在一起，要比建立世界观简单得多，而且每一项科学的突破性进展，似乎总会引起蒙昧主义式的反动。的确，我们可以想想，历史上最糟糕的猎巫行动正是在科学革命期间展开的;反启蒙运动，特别是德国浪漫主义中的哲学成分，是对革命时期的法国所盛行的科学主义的反动;存在主义几乎与量子力学和现代综合进化论同时诞生。
我认为，哲学家有责任去驳斥在某些学派中冒充为深刻哲学的后现代文字游戏。我也认为，科学家有义务去揭露各种伪科学，解释为何它们是学术欺诈，有时甚至是商业欺诈。在第二节中，我已经引用过两段胡塞尔的神秘文字，而胡塞尔正是后现代主义的祖师爷。受虐狂们应该会很喜欢阅读胡塞尔徒孙的文字，特别是德里达、德勒兹，他们成功地让黑格尔、费希特和谢林的文字特技更上一层楼，虽然功力还比不上海德格尔。四、典狱长和囚犯(warden and prisoner) 一切哲学派别即使一开始是进步的，但当它因为某些科学新知会危及其某些原则而拒绝接受这些新知时，就变成反动的了。这样的哲学派别应该称为“典狱长”，而非“老师”。下面我们来回忆一些典狱长式的学说。
后期的亚里士多德学派拒绝接受伽利略的研究发现，因为这些发现与亚里士多德的某些说法相抵触。贝克莱主教嘲弄微积分，因为它和一切新生儿一样不完美。休谟拒绝接受牛顿力学，因为它超越了表象。康德强化了现象主义，并宣告心理学和社会科学的不可能性，因为他认为两者既无法被数学化，也无法进行实验控制。黑格尔反对他那个时代的所有科学新发现，因为它们与他的“客观逻辑”相抵触。尼采更是拒绝整个现代性，尤其是科学。
孔德、马赫、杜恩(Pierre Duhem)、奥斯特瓦尔德(Wilhelm Ostwald)及其他实证主义者都谴责原子理论，因为原子理论假定了无法感知的实体的存在。柏格森宣称，数学和科学方法只能用于物理学。新黑格尔主义者秦梯利(Giovanni Gentile)在担任墨索里尼的教育部长任内，摧毁了著名的意大利数理逻辑学派。胡塞尔把自己的现象学与所有科学都对立起来，因为后者是实在论的。海德格尔(胡塞尔的明星学生)出于同样的理由、但同时也是因为“科学不思考”(DieWissenschaft denkt nicht)而拒绝一切科学。20世纪30年代的苏联哲学家拒绝数理逻辑，因为它是“静态”的，并且谴责相对论和量子理论，因为它们采纳了逻辑实证主义者和某些通俗作者所提倡的主观主义的诠释方式。纳粹则打击现代物理学，因为现代物理学是反直觉的，因此与雅利安精神相抵触。
这些对新科学所展开的(伪)哲学攻击，都没能阻止新科学的发展，但却都起了阻碍作用。特别是，新康德主义减缓了社会科学的发展速度，在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之间筑起了一道墙，仿佛世上并不存在生物社会科学(biosocial sciences)，例如人口学和流行病学;新康德主义还主张“了悟”(Verstehen，指“理解”或“诠释”)优于解释;采用了方法论个体主义，忽略了社会系统(从街头帮派到跨国企业)的总体/突现(emergent)的特质。
罗素写过一部批判性的西方哲学史，在科学家中广泛流传，但却不怎么受哲学家的欢迎，因为罗素在书中严厉批评了蒙昧主义。以下我们只举出一些例子，这些哲学(或伪哲学)或许可以被称为“憎恶哲学”(misosophy)或“反哲学”(phobosophy)，因为它们都蔑视、畏惧或痛恨知识。
或许有人会说，新康德主义、现象学和存在主义是有益的，因为它们分别启发了韦伯(诠释社会学)、舒茨(Alfred Schutz)(现象学的社会学)和弗兰克尔(Viktor Frankl)(存在主义的精神医学)。然而，韦伯(借助李凯尔特)对狄尔泰的认可纯粹是字面上的，因为他实际上是一个客观主义者;此外，虽然韦伯夸大了符号的重要性，但却没有忽略物质因素。至于现象学的社会学，其实比较像是素朴的社会心理学，而非社会学，因为它将自己局限在生活世界(Lebenswelt)，特别是对话之中：它明显忽视了宏观的社会过程，如社会冲突、经济周期和战争。而存在主义的精神医学，即使在最好的案例中，都是没有效率的，因为它忽略了生物精神医学的进展，而生物精神医学运用了心理、神经、内分泌、免疫、药学的研究发现。
简言之，以上列出的哲学学派都无助于推动知识的前进：它们都是典狱长;或者更糟的状况是，就像我们在激进怀疑论的例子中看到的，它们还阻碍了对世界的科学探索。这特别适用于当代的激进怀疑论，即由反对默顿(Robert K.Merton)的科学学派的科学社会学者所普及的建构论相对主义。建构论相对主义阻碍了对客观真理的追求，因为它否认客观真理可能存在：在它看来，所有的存在物不是武断的发明，就是社会的建构。
最后，一套学说如果能够促进某个宗教、政治或经济团体的利益，便可被称为“囚犯”。这套学说的追随者并不追求真理，因为他们相信自己已经掌握了真理。他们的兴趣只在于宣传、捍卫自己的信念，以及打击信念与自己相左的人。他们不信任一切在自己团体以外流传的观念。就这个层面而言，他们的行为就像是原始部落的成员：他们忠于传统，并放逐或惩罚奉行异族习俗的人。他们都扮演着圣火看护者的角色，并谴责、驱逐或迫害“离经叛道者”。因此，他们从自己身上剥夺了发现、发明或创新教育的乐趣。简言之，他们试图阻止进步，也因此而落后。
五、被背叛者(cheated)
假如一套学说热爱一门学科，但又得不到回报，我将称之为“被背叛”的学说。两个前文提过的明显例子是实证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两者都表明自己热爱科学。的确，科学与(实证主义所固有的)现象主义、马克思主义辩证法都格格不入：科学会远远超越表象，而且既看到“合作”(假如没有合作，任何系统都将无法存在)，也看到由资源(可能是某种化学反应中的试剂，也可能是人群中的一块土地)的稀缺所导致的“冲突”。
实用主义或许也可以被视为一种被背叛的哲学，而这次是被现代技术所背叛。的确，与传统工艺相反，当代技术是以科学为基础的，因此，除了最重要的成效试验(test of effi-cacy)以外，当代技术并不把实践(praxis)放在优先地位。这就是为什么实用主义并不是一套合适的技术哲学。
第四个不忠诚的例子或许可以被称作泛逻辑主义(panlogism)或逻辑帝国主义。这种看法认为，逻辑是哲学化的必要与充分条件。采用这种策略的学者相信，只要有了逻辑的帮助，就足以处理所有问题，即使逻辑这门学科对任何主题来说都是中性的。事实上，有些逻辑学家会对那些他们欠缺认识的主题大发议论，从量子物理到史学皆是如此。但采取了逻辑观点的人只能看见一个大概，因为这正是逻辑分析能够带来的东西，也就是“形式”。例如，在“a比b好”和“a比b晚”之下，他都能看见“a>b”。泛逻辑主义还会导致物质存在与观念存在的混淆。 六、佣兵(mercenary)
真正的哲学探究与数学工作一样无私：既不以自我为中心，也不是为了追求利益或权力，甚至不是出自追求真理以外的一切理由。换言之，哲学化的工作就像证明定理或创作音乐一样，都是一种精神性的活动。
然而，哲学上的学究和好战心态(试图捍卫或宣传某套学说，而不是去分析概念或探寻新的真理)与____中世纪一样，在今天随处可见——中世纪时，哲学被明确视为占统治地位的宗教的奴仆。
例如，冷战时期有两个黑格尔学会各自出版年鉴，一个在西德，一个在东德，双方都致力于让黑格尔的研究服从自己的政治目的。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黑格尔在其《法哲学》中大力赞扬国家，甚至认为国家是“上帝在人世间的行走”。他还拥抱了霍布斯的法实证主义，主张“世界历史就是世界法庭”，换言之，强权即公理。这个论点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无疑是说得通的，但是却无法成为法的哲学基础。更糟糕的是，这是一种宫廷哲学。而宫廷哲学家比宫廷中的小丑还不值得尊敬，因为后者至少还敢说真话。
尼采、凯尔森(Hans Kelsen)、施密特(Carl Schmitt)、哈特(H.L.A.Hart)的哲学不区分恶与善，并否认正义可能存在于法律之外。还有什么比这类哲学更像“佣兵”呢?能与之相比的，大概只有大众哲学家兰德(AynRand)所鼓吹、体制内经济学家所实践的“理性自利主义”(rational egoism)了。
最后，我们不要忘记，除了知识上的佣兵之外，还有一些善于服从的哲学家，比如那些在冷战时期亦步亦趋地跟着美国中央情报局(CIA)或苏联国家安全局(KGB)的哲学家。忠于自己兴趣的哲学家只好销毁档案、逃跑、转行，或喝下毒酒。
简言之，佣兵式的学说用卑躬屈膝来交换真理，因此他们不配称为哲学家，正如朝廷弄臣也不配称为政治家。
七、逃避现实者(escapist)
且让我们用“逃避现实的哲学”来称呼那些忽视最重要、最有意义的哲学问题的哲学。晚近的例子中，最明显的是现象学、语言哲学和模态形而上学(modal metaphysics)。现象学的核心关怀是自我;语言哲学否认哲学问题的存在;模态形而上学则提出了各种伪问题，例如：专有名词在不同的世界之间跳跃时的命运是什么?
我之所以对语言哲学有所抱怨，不是因为它是分析性的;恰恰相反，是因为它们没有运用任何有力的分析工具，因此它们的分析是肤浅的。例如，在分析“部分”(part)这个概念时，不是去研究不同的人类群体是如何使用这个概念的：与维特根斯坦的主张相反，“使用”并不创造“意义”，而是恰恰相反。
我还认为，分析只是一种手段：哲学化的最终目标是哲学综合，即建立哲学理论，如时空理论、公民正当性理论等等。我还要补充：由于要找出一个观念的意义只能透过研究“什么意味着这个观念”和“这个观念意味着什么”，因此，综合才是最好的分析，特别是把有待分析的观念放置在假说一演绎系统之中。例如，若要阐明“时间”这个概念，方法不是去找出“时间”这个单词在某个部落(甚至是物理学家的部落)之中的使用方式，而是要建立一套时间理论，或者，更好的方式是建立一套时空理论。
至于第三种逃避现实的哲学，即先前提过的“可能世界”的哲学，无法帮助我们解释现实，因为它根本不处理现实。这套哲学的原始动机是找个方法来运用模态逻辑，亦即可能性的形式理论。“可能世界”形而上学之父克里普克建议用这种方式来诠释“p是可能的”：存在一个在其中p为真的世界。但除了我们生存的世界外，根本没有线索可以加以验证。
这种诠释方式的好处是，它为天马行空的想象开启了方便之门——这是神学家的想象，而不是科学家的想象。例如，如果有人主张猪可以飞，那么他不会被纠正，而是会得到这样的响应：你是对的，有个叫作“Porcalia”的世界，那里的猪确实会飞。如果有人提出反对意见，说猪因为没有翅膀，所以不可能飞，那么他会被再三保证这并不重要，因为“只有有翅膀的生物能飞”这个命题并不具有逻辑上的必然性。除了一致性以外，这种理论没有提出任何类型的限制。它甚至没有界定“可能世界”这个关键概念。在这个理论中，任何事物(除了矛盾以外)都是可能的，也因此百无禁忌。
可能世界理论家喜欢的一项主题是“僵尸”(zombies)，也就是海地民间传说中的那种没有心灵活动的人。他们主张僵尸是有可能存在的，因为“思想活动是脑部发生的过程”，并不具有逻辑上的必然性。根据同样的逻辑，我们可以主张，可能有这样的世界，其中存在着没有脚的桌子、永动机、诸神等等。
简言之，除了自杀以外，哲学家至少还有三种方法可以忘却现实：将现实悬而不论(现象学的“方法”或“悬置”);专注在文字上(语言哲学);幻想各种不可能的事物(可能世界理论)。修道院院长和精神科医生向来知道有些人会试图逃避世界，但以前这种人没有这么多，也不会以哲学的名义这样做。
可能有人会觉得逃避现实是无害的，但并非如此。假如自己做得太过分，逃避现实就像沉迷于酒精、电视或网络一样会毁灭自我。假如老师这么教导，逃避现实的学说就会令学生不再关注有意义的问题，然而，有意义的问题才是更难以处理、会带来更多收获的。只有寄生虫才会设法把生命用来做白日梦。
八、矛盾(ambivalent)
有些哲学是矛盾的：某些方面进步，某些方面退步。我们简单回忆一下其中三种：柏拉图主义、亚里士多德主义、马克思主义。柏拉图摒弃了对自然的研究，因为他相信，“月下”世界(即尘世)是会“朽烂”(发生变化)的，因此是不受规律支配的。相反，他赞扬数学，即秩序的领域，并且称颂数学相对于这个世界的独立性。这正是为什么客观唯心主义和理性主义的唯心主义(从柏拉图到莱布尼茨、波尔查诺、弗雷格和罗素)对数学的发展与威望做出了重大贡献，但也同时阻碍了对现实的科学研究。
相比之下，亚里士多德鼓励所有的科学研究，并且亲自研究生物学和政治学。此外，他还把他老师的理性和某种较为胆怯的前苏格拉底式唯物主义结合在一起。他的学生泰奥弗拉斯多(Theophrastus)和阿弗洛底西亚的亚历山大(Alexander of Aphrodisia)进一步强化了其老师的自然主义。但不久之后，亚里士多德主义便僵化了(尽管它始终有助于反制奥古斯丁和新柏拉图主义者的蒙昧主义和主观主义)，变成贫瘠的繁琐哲学。一直到新科学出现——伽利略、哈维(William Har-vey)、维萨里(Andreas Vesalius)、开普勒、波义耳(Robert Boyle)、惠更斯(Christiaan Huy-gens)和奇门托科学院(Accademia del Cimen-to)的成员，他们全都是理性主义者、自然主义者、实在论者、科学主义者——之时，才成功克服了僵化的亚里士多德主义。
另一个例子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研究了半世纪之前才诞生的工业资本主义，既赞扬了它的成就，也批判了它的失衡和不公正，从而提升了社会研究和政治哲学。不幸的是，黑格尔的整体主义(“历史主义”)、辩证法和先知式的狂热，以及“无产阶级专政”的意识型态，都污染了他们的科学研究。
卢梭、休谟和实证主义者是另外的矛盾案例。前两者都攻击自然科学，但分别对政治和宗教抱持着进步的观点。至于实证主义，它虽然试图斩断物理学的翅膀，但在社会研究中却有助于让科学脱离空洞的文字堆砌和天马行空的猜测。直觉主义者柏格森针对道德与宗教的起源写了一些合理的作品;在离开胡塞尔的阵营之后，哈特曼(Nicolai Hart-mann)对组织的范畴与层次提出了一些有趣的看法。
简言之，在颂扬或攻击某个哲学学派之前，我们必须先看看它是否具有正面的贡献。毕竟，在哲学中可能见到的状况是没有金矿，而只有一些金块。好的金匠可以用这些金块制作出王冠。
九、结论
众所周知，虽然各门科学的指涉对象不同，但它们在方法上是一体的：所有科学都是透过清晰、严谨和检验来追求真理和普遍性。各门科学的统一和和谐与各门哲学的杂音形成了多么强烈的对比。每个哲学家都倾向于用自己的方式来界定“哲学”这门学科，因此，每个哲学家都可能大力抨击自己不喜欢的学说。只有少数学者提出了客观的标准来评价不同的哲学。我提出的标准就是：凭着它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它们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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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第一哲学的政治哲学
我们首先不要误解了“何为政治哲学”这个问题本身。它并不预设政治哲学具有绝对的本质，等待着我们发现并且揭示出来。恰恰相反，这个问题的提出意味着共识和差异，它要求提供的是我们各自对政治哲学范畴的理解，并且通过对话来明确差异和共识。在我看来，在今天后形而上学的思想氛围中，政治哲学应该成为第一哲学。在这里，政治哲学作为第一哲学这个提法并不是说政治哲学成了哲学的首要部门从而获得某种统治地位，而是说我们应该充分地认识到哲学存在论的政治性和政治本身具有的存在论意义。正是这两个方面的内在统一，使得政治哲学成为哲学存在论的当代形态。因此，下面我们将从政治与哲学的当代变迁来阐释这一命题，并且在这个基础上阐释我们对政治哲学这一范畴的基本理解。
我们都知道，哲学有一个耳熟能详的简洁定义，也是最高定义，这就是爱智慧，就是对智慧的追求。但问题在于对智慧本身的理解。就作为哲学典型发端的古希腊来说，智慧被明确地规定为理论知识，其基本的目标就是揭示绝对真理。不仅哲学的功能被理解为认识，而且认识的目的被把握为揭示真理。我们把这样一种发端于古希腊的西方哲学传统称为认识论路线的哲学。在这条路线上，哲学被理解为一种理性的沉思，追寻不受经验和现象干扰的自在真理。哲学以理论的方式面对存在世界，以期达到对存在世界本身的理解。在这条路线上，不论观念与对象符合，还是对象与观念符合，哲学真理只能被理解为符合论的知识。关于存在是什么并且我们如何知道存在是什么的本体论和认识论成为传统西方哲学的核心。
在这一哲学传统中，哲学与政治之间产生必然的二元论划分和实践中难以解开的纠结。既然哲学事关存在的绝对真理，而政治是统治的技艺，政治中的艺术和经验就只是某种不确定的意见，没有真理性。而且权力可能干扰人们认识真理，只有在没有政治权力的地方才有真理性的认识，因此哲学高于并且远离政治。在柏拉图那里，哲学家管理城邦是从理念世界下降到经验世界，被理解为一种牺牲和贡献。柏拉图的哲学王，并不是说当上了统治者是哲学家的荣耀，而是说政治只有服从哲学提供的绝对原则才是好的政治。而近代的康德认为，不能期待着国王哲学化或者哲学家成为国王，而且也不能这样希望，因为掌握权力就不可避免地会败坏理性的自由判断。很显然，不论是柏拉图的哲学王还是康德的哲学家不能为王，都是肯定了哲学优先于政治的绝对地位。在西方认识论哲学传统中，哲学和政治是两回事情，并且存在着明显的等级制。
然而，这个认识论哲学传统无可挽回地终结了。关于它的终结，我们已经在不少的地方谈论过，核心的问题是自在概念和绝对概念的瓦解。存在是在实践与认识中与我们相关联的对象性存在，现实是实践中的生成，而不是自在存在和自在运动。因此我们只能形成对象性的认识，而不是无时间的绝对真理。知识是被构成的，而且知识的对象也是在实践中被构成的。在这样一种思想视域中，哲学不是现实之外对现实的理论直观，而是在实践中面对现实并且超越实存的那样一种批判性的思想维度。它要反思的是人作为存在怎么存在，并且怎么样去存在，因此是事实性与价值性相统一的存在智慧，是我们应该依循它去生活的、关于世界的看法，即世界观和方法论，而不再被把握为符合论意义上的真理科学。哲学从来就在生活世界之中，并且要自觉地立足于生活世界。洞穴之外的理念世界诸如绝对正义、理想城邦等等只是观念的幻想，存在的异化。
在自觉地以生存的实践为基础和目的的哲学中，不再有关于经验和现象之外的关于存在的冥思(本体论问题)，也不再有内在的意识如何可能抓住外在对象的思辨困境(认识论问题)。关键的是：在物性世界生存的人作为个体和作为类如何面对现实并且超越他的实存。哲学就是超越性的批判和建构。诸如正义、平等、自由、至善、良知，乃至于宗教的上帝、天堂、来世等等本质上只是超越实存的观念建构，虽然对于生活实践具有根本的导向意义，使存在超越单纯的物性成为人的世界，但是，它们本身不是自在存在，也不是绝对的生存原则，而是历史性的思想建构。在这个意义上，哲学是一种发明观念的活动。有一本政治哲学导论的书名就叫做《观念的发明者》，这一书名恰当地表明了哲学的功能和性质。实证的真理让渡给了科学，哲学的任务就是发明观念、创造意义、思考价值，自觉地将自己看成超越性实践内在的构成维度。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指向异常清晰地表明了这一点。当然，问题在于不要将这样一种实践的理论阐释为脱离时间的绝对真理和抽象教条，而是以实践思维为基础，将思想导向生存的世界。按照马克思的理解，思想趋向现实的同时，现实也要趋向思想。这是一种存在的循环。在这个循环中，有哲学，当然有政治。由此我们能够理解，“革命”乃是历史唯物主义作为政治哲学的核心范畴。
随着哲学从认识论路线向实践论路线的转型，哲学与政治的关系发生了根本变化。哲学既然不是实践之外的理论直观，而是生存的智慧，哲学不在政治之外而是在政治之中发生。不是说哲学只有远离政治才能发现真理，政治只有远离哲学才能抓住现实。正好
相反，哲学在政治权力的运作中形成，政治权力应该在哲学理念的引导下运行。政治与哲学相互规定和相互构成。在这个意义上，哲学的变迁意味着哲学存在论必须具备政治的维度。今天关于哲学存在论的谈论远离了这一维度，将退回到形而上学的本体论思辨。
只是从哲学形态和哲学性质的变迁来看政治哲学成为第一哲学，还是一个初步的认识。它讲的还是思想史内部的事情。真正说来，思想发展不是思想史内部自我推动的结果，而是思想与现实交汇作用的产物。今天，政治哲学成为第一哲学不仅是哲学形态变迁的结果，而且是政治作为社会历史维度的当代转型在思想上的一种体现、一种要求。随着政治内涵和功能在当代的变化，政治不再是社会历史的附属结构，而是人类存在的基本构成维度，日益发挥着维系人类存在和推动人类发展的存在论功能，因此迫切需要一种具有哲学高度的政治理解。关于政治的谈论离开了存在论的高度，将变成一种关于统治的技术科学，难以理解政治的现实和意义。政治哲学成为第一哲学，讲的是适应政治变迁的当代趋势，将对政治的理解提升到社会历史的存在论高度。
亚里士多德说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说的是人天生地要过一种社会性的生活，并且天生地存在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当我们今天来谈论人的政治性的时候，其广度和深度与亚里士多德时代，甚至与启蒙开启的现代都不可同日而语了。政治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首先是政治已经真正地成为了普遍的政治，成为人类存在基本的构成维度。所以，弗雷德里克·詹姆逊在《政治无意识》中说，事实上一切事物“说到底”都是政治的。传统对于政治的理解立足于公共与私人、国家与社会等等二元论结构，好像政治仅只是社会结构中的一块，可以并且必须划定自己的边界。但是，如今政治具有越来越强劲的渗透力，已经作为一种基本的力量构成生活的内在维度，我们的呼吸、我们的饮食乃至于我们的性爱都在政治中被构成。在人与人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中都有政治因素的中介。我们生活在政治之中，政治构成生存的条件。这种政治的普遍性在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传统社会是不可想象的。
在政治成为普遍政治的同时，政治也成为总体政治。过去的政治是以民族国家为基础构建起来的，因此主题是对内统治和对外关系，核心是权力的实现。进入现代之后，按照马克思的说法，人类进入了世界历史时代，跨越民族国家和血缘地缘的限制成为总体性的存在。政治第一次获得了人类作为总体性存在的背景。在政治叙事中，人类作为主体，人作为类的生存和发展成为主题。政治本身成为总体性的政治，而不再只是局部的政治，诸如阶级的政治或民族的政治等等。赵汀阳先生提出了一个“天下体系”的概念，并依此谈论当代政治。很有意思。我想，核心就是人类存在的总体性进入政治意识。政治的理解具备了人类总体性的存在论意识和存在论背景，将意味着政治概念逐渐超越利益纷争和权力斗争的“厚黑学”层面。
政治要处理的不外是人类社会内部的关系问题和人类存在与自然环境的关系问题。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这两个方面的问题发生了质的变化。按照我的说法，人类社会的发展已经触及到了生存的社会底线和自然底线。也就是说，社会内部的斗争和冲突完全具备了多次毁灭整个人类的力量，人类生存的需求已经日益迫近了自然环境本身的承受能力。一句话，人类已经生存在一种自我发展的自我毁灭之可能性中。在这种语境中，政治的本质任务不再只是维系社会秩序，或者追求更好的生活，而是挽救人作为类的继续存在。政治对人类的存在必须具有根本的担当，因为我们已经到了可能完爆地球的时代。在这个意义上，政治不再只是一种自由解放的政治，而且是一种救亡的政治。关于政治这种担当意识的日益突出，不仅可以从政府间的正式会议，而且可以从许多民间的和平运动、环保运动中看得到。如果对政治的理解还是停留于天赋人权的解放话语中，将远离人类生存的现实和需要。救亡已经并将根本地成为政治实践的基本主题。
进入现代以来，由于批判传统政治的专制主义和集权主义，现代占主导地位的政治是一种消极的政治。主张弱化政治的职能和限制政治权力，政治被看成一种不得不忍受的恶的力量。随着人类实践能力的发展，公共生活日益复杂化，私人生活越来越社会化，人类面临的挑战和困境也越来越多，这就迫切地要求政治承当更重要的使命和职能。除了强制性的政治力量，道德约束、宗教精神当然具有重要的作用，但不是根本性的。随着政治的功能不断强化，一种积极的、能动的政治形态正在日益成为现实。建立在权利捍卫和利益瓜分基础上的政治模式和政治理念已经不能适应今天的政治发展趋势。只有强大的、积极的政治才能适应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需求。
面对政治领域中的这些巨大变化，应该从存在论的高度重新领会政治的内涵及
其意义，形成一种积极的 政治概念，重塑政治的基本形象。离开了存在论的高度，仅只是在技术操作的层面难以把握政治的功能及其当代变化。从回应政治的实现和深化政治的理解上来看，政治 哲学应该成为第一哲学，成为后形而上学视域中哲学存在论的基本形态。
简而言之，哲学不再是在沉思中直观不变的真理，而是生活 实践中如何面对现实与超越实存的存在智慧，因此是事实和价值的统一。政治不再是 社会生活的一个领域，而是构成生活实践的内在维度，是我们面对现实与超越实存的基本存在方式。在这种双重意义上，我们说政治哲学成为第一哲学。这个命题除了说哲学具有政治性，政治是理解哲学的一个基本视角以外，主要说的是，在后形而上学的思想视域中，立足于生存实践的哲学作为关于人如何存在，不仅事实上如何存在，而且价值上应该如何存在的存在智慧，它规定着理解政治的基本方向和基本原则。政治是人类自我维系和自我超越的基本存在方式，因此是哲学存在论的基本维度。面对现实与超越实存的存在论在本质上指向政治实践，它以作为“应在”和“实在”之统一的“能在”概念为政治实践奠定存在论的基础。我们说后形而上学的存在论是政治哲学的，或者说政治哲学是后形而上学思想视域中的第一哲学，讲的就是哲学存在论的这样一种基本性质和基本形态。
在这个意义上，政治哲学并不是政治和哲学的简单交叉，就像所有新兴的学科一样，是两不管或者相互兼管的中间地带。通常所说的政治哲学概念就是立足于这样的现代学科建制，不外乎两种情况：其一，政治哲学是 应用哲学之一种，就像 管理哲学、科技哲学等等一样，是以哲学的方式研究政治，政治成为哲学的研究对象，哲学成为研究政治的方法论工具。政治哲学就是哲学地把握政治，以便为政治提供抽象的教条。其二，政治哲学是政治地理解哲学，政治成为一种方法论，成为理解哲学的一个视角，一种方法，哲学倒过来成了政治理解的对象，是政治视角下的一个领域，比如说在斯特劳斯那里就是这样。在这两种情况下，哲学与政治二者是领域与方法之间的关系，只是搭配方式和起点不同而已，因此形成了不同的政治哲学概念。政治哲学同时是政治学和哲学的下位概念，是政治与哲学交媾的产物。很显然，由此而言，政治哲学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第一哲学。
在后形而上学的思想视域中，政治是事关人类如何面对现实从而超越实存的实践，因此是存在论的;而哲学作为构成现实并且超越现实的精神要素，本质上是政治性的。在这种双重意义上，政治哲学是第一哲学。在政治哲学的视域中，政治不是技术管理，哲学不是绝对知识。政治哲学是关于人类存在的真理，因此是事关人作为类如何存在并且如何去存在的存在智慧。简言之，政治哲学是实践存在论基础之上关于人类共同体可能生活之哲学思考，它穿行在实然与应然的中间地带，创造和发明共同体生活的基本观念并为这种观念进行辩护。哲学走出知识论路线，政治走出单纯的技术管理，曾经被分开、并且被对立的政治与哲学进入一个统一的、综合的思想视域。这就是政治哲学，就是成为第一哲学的政治哲学。
在后形而上学的存在论视阈中，关于人类生存智慧的哲学本质上是政治的，而本质性的政治思想也必在存在论的意义上是哲学性的。不是将政治和哲学看成两同事情。从政治哲学的视角理解政治和哲学的变迁，不同的历史将变成统一的历史，因为“存在
政治一哲学”已经在后形而上学的存在论视域中共属一体了。政治哲学就是思考人作为类如何存在并且如何去存在的存在智慧。在这个意义上。我愿意引用尚塔尔·墨菲的说法作为结束：“政治不能被局限为一种制度，也不能被设想成仅仅构成了特定的社会领域或社会阶层。它必须被构想为内在于所有人类社会并决定我们真正的存在论条件的一个维度。政哲学正是在这样一个维度上思考政治，思考哲学，思考二者内在的统一性。
我曾经说过，哲学洞穿历史，政治成就现实。今天我愿意更改我的说法为：离开政治的哲学无法洞穿历史，因为政治是构成历史的实践维度;离开哲学的政治难以成就现实，因为哲学是超越现实的精神环节。
看了“哲学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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